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走向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在长达;一动乱时世与精神契机;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得衰弱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1)东汉中后期豪族地主实力,在是时的宦官专权、外;2)伴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两汉时期集权式的封建经;3)在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
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在长达400余年的分裂战乱中,“将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魏、蜀、吴三国鼎立开起端;西晋的短期统一继其后;继之是东晋和十六国的对立;再继之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宋、齐、梁、陈的对立。公元589年,隋的统一才使得南北一统。
动乱时世与精神契机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得衰弱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紧接着三国时期的军阀割据、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象潮水般涌入中原,“大王旗”在刀光剑影中不停地更换。在这规模浩大的历史震动之中,文化所赖以植根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东汉中后期豪族地主实力,在是时的宦官专权、外戚专权的混乱政治中膨胀起来了,终于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瓦解。
2)伴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两汉时期集权式的封建经济全然瘫痪,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在战乱中发展起来。
3)在分裂战乱中庄园经济的独立发展,使得世家大族经济实力雄厚,为其参与政治、操纵政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4)士族门阀地主通过“九品官人法”获得了参预政治的特权,终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
5)“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学术干预的弱化,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契机。
6)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深刻地影响了世家大族的审美意识――追求较为纯粹的精神上的愉悦,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破碎了,“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崩解了,传统价值的权威失坠了,整个社会大千人众的“思维”都在“世事无常”的哀叹中趋向错乱。战乱时世所导致的生命危机感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敏感的文化人有“人生几何”的咏叹,普通民众则把“怨苦哀愁”灌注民歌俚谣之中。动乱时世中的“文化”充满了苍凉悲怅之感。
二、生命觉醒
1 人的觉醒:重视个人价值和悲剧意识的觉醒
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
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
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
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
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
为达此目的,他们或隐遁山林,寄情田园;或佯狂恍惚,长醉半迷离。他们在形式的表现上尽管是如此悬殊,但在对自己性命的保全上,在自己心灵自由的捍卫上,却都鲜明地体现了他们“任情适性”地对本体人格的追求。他们对本体人格追求的“任情适性”,主要表现在“称情”、“重情”和“顺性适性”上。
所谓“称情”,即提倡“情”,如向秀所言:“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若绝之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
所谓“重情”,就是强调了“人的真实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顺性适性”,就是彻底否定了“人受制于外物”的陈言旧说,提倡的是“注重自我”的独立意向。
这种“注重自我”的“任情适性”的“人的觉醒”的思想潮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以深刻影响:阮籍的诗歌,把遭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伤痛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使深沉的“人的觉醒”在“隐而不显”中顽强展现;风行于这一时期的“行草”,以飞动流畅的线条去“从心所欲”,无疑是魏晋六朝人“顺性适性”心态的流写等等。
2、文学的自觉
在儒术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经学”,“立意”须托“五经”,“咏情”须以“彰教”。文学全然无“自我”可言。
然而,文学终于在硝烟弥漫的魏晋乱世,高扬头颅,步入了“自觉”的历程。这诚如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西汉文艺“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的。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古代宗法社会前期文学艺术的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结合,形成了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在“文学自觉”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终于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与儒学比肩而立,蔚为大观。
三、审美态度
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
与此同时,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
可以看出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
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
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综上所述,在魏晋时代,同传统儒学相反,强调人的个性,追求人的独立,不再是儒家强调的“为国”这种集体主义的东西,很像西方文艺复兴。在今天看来,很具有借鉴作用,值得提倡。
魏晋时代中国思想刚刚确立,好像一个人15、6岁时候,体现了青春中国的自由、叛逆的性格。西方认为中国文化真正开始于秦汉,《剑桥中国史》就是从秦汉开始的,后来再追加的先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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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是否就只是意味着高雅的知识与修养?文化还有没有别的含义?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文化?再有一个,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化究竟应该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文化究竟是一种形态、还是多种形态?那么我想在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个人认为,一种文化不应该仅仅只是高雅的修养,而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紧地联系起来。不仅在书本中可能有文化,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文化。  同时我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是一元的。朋友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元的,存在着一元以及它一统江湖的格局,那我们想想我们的世界是多么苍白、多么单一、多么乏味。在我看来,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生形态,就是由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共存、相互转化、相互生成。这样呢,可以确保我们的文化走向一种健康发达、充满活力、内部存在着竞争、相互协调,那么这样走向一种富有个性的生存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来思考文化的多元化生问题,就具有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关系到我们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现状、走向问题,所以我想我们朋友们都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复杂的题目,我想根据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教学经验,主要结合文学艺术的一些文本实例来探讨文化的多元化生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那么我相信呢,已经和正在形成这样四种元素、四种形态。  第一主导文化;第二高雅文化;第三大众文化;第四民间文化。过去我自己研究只谈三种,前三种,主导、高雅、大众,但是我越来越感到民间文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我现在加上第四种。  那么下面我就依次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主导文化。什么叫主导文化呢?主导文化就是特定时代体现社会各阶层的群体整合、伦理和睦、秩序安定的文化形态。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教化性,就是要教育普通的公众,让他们服从于社会的群体整合、伦理规范、秩序安定。在古代,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的主导文化,比如说的前后《出师表》,向他的君王表达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一个决心。他出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群体整合、国家统一的这样一个需要。在我们今天,比如说电影《生死抉择》,也是主导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文本。海州市长李高成到党校学习归来,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当厂长的工厂,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进入到一个爆炸性的局势,他自己也令人意外地陷入到腐败的案件中去,在这样一个危机的关头,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参与到了反腐的斗争中去,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在他这个人物身上,代表了各阶层反腐倡廉的一个共同的愿望。  那么主导文化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不言而喻,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协调和睦,这样的发展。当然,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地更新,也需要注重民族性,注重协调性,吸收其他文化的活力,来丰富自己,尤其是让自己的教悔不要变成强制的说教,而是要变成令人倾心服膺的魅力感染。  第二种,高雅文化。高雅文化是指代表社会的知识群体、文化人的个性探索旨趣、社会批判愿望、以及形式探索要求的文化文本。那么,这样一种高雅文化有时候又叫精英文化。它的主要的特征,我想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形式创新;第二,社会关怀;第三,个性化追求。先来看第一点,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总是要借鉴总结前人的形式创造的经验,破除一些陈腐的形式,探索这样一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生命的形式,人生的意义的形式,所以高雅文化总是要带着一种原创冲动去探索新的形式,去创造新的形式。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一个人,“轻轻地来了又走”,通常我们的普通语言会这样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了”,那么这样呢,简易明白,谁都能理解,可是谁都不会把它往心里去。可是人徐志摩会把普通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使它获得一种新的感觉。“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大家可以看一看,诗人首先说“轻轻地走了”再说“来了”,先说结果,后说开头;先说后发生的事,然后再说以前发生的事,来了一个倒装,句子是带有欧化的色彩。再有呢,就是他让同样一个词三次重复。按照道理在一首诗里,最好别重复这个字句。句子本来就少,再重复那就单调乏味,那就确实成了无意义的循环。可是诗人大胆地打破了普通语言的境界,寻找了一种新的形式,让人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被抓住了,然后人们再可以继续读他下面的词句,你可以看到在结尾处,同样还有用了“悄悄”,也是三次重复,在中间呢也加了很多带有柔媚的词句,构成这样一个整体。其实,徐志摩的这样一个康桥的体会,是他个人性的。但是,由于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原创性的语言形式,就获得了崭新的体验。他让自己的个人体验装载在自己的形式里,传遍到千千万万读者,他们用自己心中的“康桥”来填空,从而丰富了它的含义。实际上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让人伤痛,但是永远让人难以忘怀的“康桥”。高雅文化往往就是要创造这种新的语言形式,让人的人生体验变得独特、奇异、亲切、难忘。  第二点高雅文化的特征:社会批判。真正成功的高雅文化,绝不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它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它要承担起社会关切的重任,它要歌颂崇高的,它要批判丑恶的,像的《呐喊》、《彷徨》,形象地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唤起人们的注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效果。  高雅文化的第三点特征:个性化的追求。高雅文化往往在创造形式的时候,在从事社会关切的时候,总是从个性出发,总是要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总是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来发扬。那么这样一来有时候他的话是不合时宜的,他要针砭现实,他要承担起社会的风险,他要完成良知所给予他的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它不得不从个性化的立场,视点来出发,来看待问题的。  比如说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的口说了这样的话,“这历史没有年代,我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吃人’。”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优秀的辉煌的传统,但是这个狂人,怎么胆敢用两个字就把它一笔勾销?多么偏颇、多么片面、多么偏激!我们深深地感到遗憾。但是,我觉得鲁迅的这种片面、偏激,恰好体现了他的独特的个性。在“五四”时期,当人们沉浸在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当人们沉浸在对中华文化单一的优良传统的陶醉中的时候,鲁迅以振聋发聩的声音,让我们透过满纸的“仁义道德”,看出来它深层的症侯,它深层的千年弊端――“人吃人”的这样一个传统。他提醒人们,无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看到我们文化中那些令我们心痛、令我们愤怒、令我们谴责、令我们来批判的负面的传统。所以鲁迅借“狂人”的口提出的这个看法是非常个性化的,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当然是今天的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站在新的时代,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看,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永远回想着,回想着鲁迅当年的告诫。  从这三种特征可以看到:高雅文化它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代表了社会的良知。通过原创的语言形式,来承担起社会关切,个性化的追求的任务。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三种文化形态,或者叫第三元这即大众文化。  我们的文化不仅仅只是存在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如果这在80年代,存在着这两种文化,可能大家还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到今天,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变。高雅文化、主导文化已经不能够满足这样的规范了。那么这就是大众文化。我这里说的大众文化,跟我们五六十年代说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那个“大众”还有些不同。我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工业化都市化以来,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的,主要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那么,这样一个大众文化的前提就是工业化、都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日常娱乐,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的大众,就有两个含义:它的传播方式的大量、它的受众的大量。比如说这堂课我们运用了电视传播媒介,那么,电视传播媒介它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一个典范的形式,它打破了面对面传播的这个局限,而可以传送到远距离之外,在很短的时间传送到远距离之外,而可以同时让千千万万的公众来收看。那么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它具有这样几种基本的特征:第一,它的信息的大量和受众的大量。第二,它采用大众传播媒介,那么造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它要满足都市公众的娱乐需求。所以,第二点就是日常的娱乐性。它主要满足都市公众的娱乐需要。第三,它的文体是流行性的,是模式化的,大众文化也要讲究原创性。  请大家注意,最初的大众文化,一种新的大众文化一开始总是具有原创性的,总是前所未有的,不这样它就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公众的喜爱。但是,它一旦流行开来,就会不断地仿做、复制,也就形成了模式化,最后又走向僵化,迫使大众文化又从事新的创造,这样演化下去。所以,大众文化刚开头总是带有原创色彩。比如说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开创了用日常语言、书信语言来谱写流行歌词的先河,带来了当代流行音乐日常化的潮流。所以把“此致敬礼”这一类的话语都放到了流行音乐中,确实带来了一种新鲜感。人们争相传送、争相仿做,这样一个文体就流行开来了,许许多多的仿做的歌曲也就产生了,像《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等等。那么,这些都顺着这样一个原创的东西跟着就上来了,那么大众文化它就总是要寻求一种流行性,一种模式化。  再有一点特征,就是大众文化追求一种类型化。过去我们的文学艺术理论,我们总是说文学艺术应该要追求“典型化”,应该要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个别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但是今天的大众文化,它旗帜鲜明地寻求一种“类型化”,它的人物、作品,都是可以追求一种类型化的,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典型的色彩。再有一个,这种大众文化具有很多的特点,我在这里简单地举这样几点。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想到这样的例子。  比如冯晓刚导演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还有《大腕》,他就同时请的是戛纳电影节的影帝葛优来当主角。他不怕“类型化”,他不怕观众感到相同,他就是要打葛优的品牌,就是要卖葛优明星的招牌。所以,这四部影片它是围绕着观众的日常娱乐需要来构思、拍摄,满足以都市公众为主的人们的日常需要。所以,很多观众喜爱葛优,葛优的人缘很好,很多人冲着葛优来的,就打这种明星的牌子,主要满足观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一种娱乐需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众文化充分地体现了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要通过大量的信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流行的文体,来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要。那么大众文化它的功能就显而易见了,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伦理的和睦。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大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媚俗、消极的东西,我想是可以辩证地来看的。  第四种文化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跟大众文化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它不一定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民间文化跟大众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通俗性,受众的大量性。但是民间文化不一定是在都市中,不一定用大众传播媒介,它更多的是在中国的乡村,在底层的民众中传颂,它更多地利用的是口传媒介,口对口地,面对面地传送,而不是远距离的大众媒介。所以,民间文化在这里主要指在乡村民众中流行的带有传承性、自发性、自娱性的文化形态。那么从这样一个界说,可以引申出民间文化的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传承性。传,传统的传;承,继承的承。传指的是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承指的是后代对前代的模仿,师仿、师承,这就是传承。民间文化往往是代代相传。  第二个特点:自发性。它往往是在普通的民众中自发产生的,它不一定是一个机构,一个出版社,一个电视台,一群人专门去创造出来的,往往在普通民众中自发的,如果不是自发的,要一个电视台,一个出版社去创造一个节目,那就不一定叫民间文化了。  再有一个特点:语言形式的通俗性、日常性。它用的语词的形式都是普通公众可以上口、易懂的,都是一听一见就明白的。如果它太文绉绉了,那可能就不是民间文化了,那可能是高雅文化了。  再有一个呢,民间文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娱,自我娱乐,满足普通公众的自我娱乐需要。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三峡谣》,南朝民歌。《三峡谣》这样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说的是长江三峡的西陵峡有一个山崖,崖的形状呢像一个水手牵着一头黄牛,那么,船工拉着船往往三天三夜也走不出黄牛崖的边界,船工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枯燥的,但是正是在他们的艰苦的枯燥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发现了三天三夜行走的重复这样一个生活现实,把它创造成为一首民谣,通过这首民谣他们表达自己的素朴真切的情感。在他们的歌唱中,宣泄自己被积压的生活的情感,把自己的拉船的艰苦苦闷改造成为一种发泄的愉快,欢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民歌民谣它在公众中的独特的文化功能、社会价值。那么民间文化它的社会功能有什么呢?我想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说是非常准确的:“民间故事诗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间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它的跷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跷嵴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说得非常好!  那么,前面我依次给大家介绍了四种文化元素。那么下面呢我想再进一步地来谈一下,这四种文化的多元互渗。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还有更多的元素,那么我这里呢,今天讲的是我认为主要的四种元素,同时这四种元素,其实它们在现实中,是交叉渗透在一起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时候,很难分开。这正是显示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  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比如说主导文化,主导文化有的呢可能就是当然都是要注重教化性,可能有的主导文化,可能它显得带有强制的色彩,那么娱乐性比较差。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一些主导文化,都注重增加了它的观赏性娱乐性,主导文化走向大众化,吸收了大众文化所有的这些娱乐成分,满足公众的日常的需求。比如说最近播出的一个电视剧《导弹旅长》,其实它的很大的篇幅是围绕着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情感纠葛展开的。它从侧面来写这些现代军人的风采,但是它吸收了大众文化的言情、娱乐特色,让它的教化效果变得更有魅力。再有呢,就是高雅文化。它也要主导化,也要大众化。像王蒙先生的小说《季节系列》里边有很多主导性的话语,高雅文化同时也要大众化,许多的小说家,在最近十多年来,他们写小说的时候,都注意到了要满足公众的娱乐需要,有时候就要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策略。比如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头第一句就是“白家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他的语言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句式,某某某多年以后想到什么。再有一个就是,第一句就把他娶过七房女人的故事讲出来,还引以为“豪壮”,放在第一句戴一个帽子,为什么?我想十多年前的作家们恐怕想不到这样写。他相信的是观众爱看这个、满足他们的娱乐需要,所以高雅文化也在不断地吸收这样一些策略。大众文化那就要同时吸取其他几种文化的元素,来丰富自己。《北京人在纽约》、《不见不散》不约而同地都是写中国的男女公民到美国去闯荡,到国外去经历发财、奋斗梦想,怎么写都可以。但是晚节一定要保,最后他们都是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我们的主导文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呢,大众文化也要主导化。当然还有民间文化,还有更复杂的相互的渗透,我就不一一说了。我想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现实的、我们的文化中,几种文化都是渗透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还是用单一的文化指标来衡量这些文化形态,我们可能就是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往往会受到现实的,它的这样一个嘲弄。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满足于文化的多元互渗是远远不够的。多元互渗可能是自发的,不一定是自觉的,可能是它无意识中就渗透到一起的,或者是迫于现实的无奈汇集到一起的。真正的有活力的健康的多元文化,应该是自觉的、起码带有自觉的成分,应该是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共同一起来探讨如何使得多元的互渗走向一种自觉、走向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趋势。我想提出来,这就是多元化生。多元化生不是无意识的、被动的、随意的互渗、拼贴,那样比多元隔绝强不了多少。真正的多元化生,应该是多种文化元素形态按照这个文化应有的个性的要求,被优化组合起来,走向一种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良性循环的轨道。那么,我有这样几点建议。  第一,尊重多元共存格局。我们今天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有它的缺陷、缺点,有它的局限,可能有时候带来我们认识上的混乱。但是请朋友们想一想,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道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还是一元的,一统江湖的格局,那它会是多么苍白。今天我们的文化呈现出多元的多样的发展,那么应该是代表了我们的文化的一种进步的可喜的姿态。我想首先一点,我们要尊重多元共存的格局。我们不要只是以高雅文化的标准来否定大众文化,或者说我们用大众文化的标准来排斥高雅文化、民间文化。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尊重每一种文化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属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你的生活中要经历四种文化的影响。早上起来,你可能是要经历主导文化,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中午你上班工作了半天了,你想轻松一下,你可能希望听听大众文化,那么下午呢你可能有点时间来阅读想读一篇小说,我要经受高雅文化的熏陶、我要关怀社会的矛盾、我要承担社会的责任。那么到了晚上,你可能会有时候去听听民谣、民歌,享受一下民间文化的娱乐。我想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趣味、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尊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共存。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优化组合。优化组合,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共存。但是把它们的优点扬起来,形成一种优化的组合。  如果我们还要加一点呢,可能就是各行其道。每一种文化、每一元文化都有自己的“道”,都有自己的立身之“道”、存在之“道”。那么每一种文化按照自己的“道”去发展、自己的规范去形成,我想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来生长,那么我们这个文化就可能会走向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  最后一点建议就是个性彰显。彰,表彰的彰;显,显露的显。个性彰显,在前面几点的基础上,也就是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的基础上,我想我们可以一道来考虑,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上,如何走向一种民族个性的生成,如何在全球世界文化之林中凸显我们中国文化独特的个性。我想我们依靠一元文化是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我们内部要把多元文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优化的组合,我们才有可能凝聚成一股合力铸成我们中华文化的个性的彰显。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艰难的任务,但是,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想呢,就有赖于我们在今天认真地分析我们文化的内涵,分析我们面临的多元互渗的状况,那么一起来思考、来筹划、来行动,如何使得我们的多元化生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部分地实现、逐渐地实现,达到它的一步一步地不断地完善、完满。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就这些。下面呢,欢迎大家提问。  王老师:您这次讲演主题是文化。但据我所知,文化有多种含义,不知道您这里采用的是哪种含义,关于文化的?  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在座的好学的朋友都会了解,“文化”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种定义,人们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学者概括出来一百多种文化定义。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无论文化的定义有多种,但是呢,比较普遍的大家公认的呢还是这样一个文化定义――就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来的一个文化定义。他说人的本质就是劳作(work),劳作的目的就是创造符号(symbol),创造符号就是为了表达人生的意义。我想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文化定义,就是: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表意系统。简单地说,文化是符号表意系统。也就是说,文化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符号系统所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身的符号系统。在符号系统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亚系统、大小的系统,这样组成了文化这样一种形态。同时,还有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像美国的文化批评家杰姆逊就概括出来,从18世纪以来,人类往往总共有三种大的文化概念:第一种文化就是指个性的养成。个性的养成,这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概念。它就说文化是高雅的精神创造,往往是同这样一个高雅的点联系起来的。但是,文化并不只有这一种含义。第二种含义,文化指的是人类的一切生活方式。这更多地是人类学家的文化定义。它就是指的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称为文化。第三种,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娱乐活动,也被称为文化。这就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了。你在生活中,你一边工作,可能会一边听音乐,一边享受到娱乐,你在大街上匆匆忙忙地行走,街头到处都是迎面扑来的广告,明星们对着你微笑,这样呢,你就生存在一种审美的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中,那么这就是一种装饰,一种娱乐,传统的高雅的审美艺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变得生活化、实用化、通俗化、甚至也是商品化。那么,这些东西都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使得文化变得普通了,这就应了英国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一句名言:“文化是日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 可以译为“文化是普通的”)。那么文化既是高雅的、也可能是普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从这里呢,也可以反映出来。  王老师:刚才您把文化分作四个层面,我就想问的是,这四个层面之间它们在价值上有没有高下之分?  很好,咱们的讨论进一步了。那么四种文化层面,从我个人来看,就像我刚才的观点里边,已经暗含了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这四种文化形态,本身无所谓高低之别、高下之分,它们实际上都是文化的不同形态,代表了文化的不同的意义体系。但是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它们就有可能显出它们的不同的价值来,这就是高雅文化未必就价值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未必就价值低。关键就是要看具体的文化产品、文化形态,它是怎么样的。过去人们以为的是低下的作品,通俗的作品有可能在过些时候被认为是高雅的作品。比如说《红楼梦》,在它诞生的年代里,小说小道,壮夫不为。它确实是被认为是低下的,但是经过历史的筛选、淘汰,《红楼梦》早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雅文化经典的一部分,虽然它的意义是在不断地变的。比如说阿炳的《二泉映月》。在阿炳那个时代,刚开始,拉二胡的人被称为民间的流浪艺人,他的演奏是为了卖唱,为了混口饭吃,从来没有人正眼看他们,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在现代以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他们把二胡看做是中国现代“国乐”的一部分。为了振兴中国文化,为了确立中国文化的个性,他们发掘了二胡作为我们中国民乐的代表。今天,《二泉映月》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高雅文化殿堂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呢文化本身,四种文化本身没有高低之分,关键是看它的实际的具体的作品状况怎么样,关键是看它在我们特定的文化发展中被我们赋予了它怎样的一种角色、地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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