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昔日“贵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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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贵族学校”（1992年作）　　叶 尼　　现今，私立学校这一新事物可真是尽入皆知，“高价、封闭、为少数人、条件优越”是其最明显的几个特点，因而它被称作是“贵族学校'，这称呼究竟是褒抑或是贬很难说。然而这称呼不是仅自今日始，“文革”中它作为一种挞伐对象引人注目，在那个年代，它指的是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当年笔者也曾是其中一名学生，对其了如指掌。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这两个时代的“贵族学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以上四个特点也较相近，然而昔日的“贵族学校”其子弟并不自命为“贵族子弟”，相反倒很鄙视这“贵族”二字。因为那时我们这些同学无一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岂能冠以“贵族”二字！不过当时我们可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自已正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社会上一般群众那时正日渐把我们看作是一个特权阶层，不满情绪正在悄悄滋长，直到“文革”中怒火突然爆发，才使我们恍然大悟。　　在建国后不久，中央军委办了有数的几所小学供军内高级干部子女就读，这就是北京的十一小学。南京的解效路小学和卫岗小学，以及杭州的西湖小学。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只收校级以上军官的子女(要明白：那时的校级军官大多是有着抗日战争经历的团级以上干部，学生食宿全由学校统一管理，一般每周才能回家一次。此外在教学安排上也有独特的大纲，与社会上的学校截然不同。应该承认，建立这种学校的最初动机主要是考虑到适应建国初期的国内外环境，即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特别是在当时各种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对部队高级军官的家属子女统一管理，有助于使军队各级领导不因家庭问题而分心。另外，对他们子女进行类似军事化的教育也会使军队的建设、发展后继有人，更何况多年战争中牺牲和病故的老同志还留下了一大批遗孤，他们正简要军队来抚养：这样看来，建立这类学校在当时可以说是必须，它体现了党对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的关怀，也是我党我军战争年代传统的延续。　　至于学校的物质条件及师资水平，那就更不消说，只是在踏上社会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比起社会上的学校来真是有天壤之剐，关键是这凡所学校的上级领导不是各地教育部门，而是中央军委或军直单位，而我所在的解放路小学，则是直属刘伯承元帅的南京军事学院，他的学生自然是军院各级领导的子女。南京军事学院1951年1月正式建立，是我军的第一个现代化的高等军事学院。当年军院真是 “人杰地灵”，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其麾下将星闪耀：仅中将以上就有钟期光、陈伯钧、陈士榘、郭天民、唐延杰、徐斌州、杨秀山、张藩、陈庆先、韦杰、刘忠、孙继先……。还有五十多位少将，他们的子女多数在解放路小学，这样他们本人也和学校联系密切，可说是朝夕相处，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师长、楷模。　　学校在讲课时，可以随时找到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当时在军院任职的将领来讲课，比如四年级讲《我跟父亲当红军》时，就请来了此文作者、当时任军院高级系主任的吴华夺将军来做报告。而在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课时，请的就是军院致治系主任仲曦东将军(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抗战胜利不久，美国军舰强行进驻烟台，他当时是我军烟台警备旅政委，曾作为我军谈判代表与美军交涉。他们讲课真是现身说法，生动无比。　　军事学院的中心院址离玄武湖不远，是当年国民党国防部所在地，还有一处是当年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大学。就拿院部所在地来说，它的建筑及环境在当时的中国真是独一无二：东、西、南、北四条长方形二层楼厦连成一个封闭状的大正方形，中心是一个大广场。楼全是红色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古典高雅。广场上三条宽阔的石板大道一字排开，之间隔有草坪绿地。站在这个广场上，真有置身彼得堡冬宫广场的感觉，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当年的“首都”理应如此气派。顺着中间这条大道走到尽头就是一座雄伟高竣的大礼堂，要登上高高的台阶才能进去。内部不仅冬有暖气，而且夏有冷气(不同于现在的空调，是昂贵的奢侈品)，这条件当时在国内极少有。然而这片警卫森严的地方我们这些儿童却可以随意出入，卫兵从不阻拦。只要是在假日中，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直奔这院里，在草坪上和各俱乐部里玩到天黑。院内每座西洋式小楼不是钢琴房、弹子室就是各类活动室，游泳馆、体育馆里也可以随意尽兴，到了晚上还可以去看电影。那时军院的一切都模仿苏联，强调正规化，各种制度、风气使我们耳濡目染，解放路小学俨然成了军院的缩影。在我们学校中，有着宏伟的建筑楼群、雅致的馆舍场地、幽静的灌本丛、浓荫匝地的梧桐树行、别致的假山、花园和喷水池……而与庞大的、二百人左右的教职员工队伍不相称的是：学生在最多时还不到五百人，当耐我读过张天翼一部童话小说《大林和小林》，其中以戏谑的口吻杜撰了一个贵族学校，正是这种比例，而当时我对这一点不觉得可笑。还有些明显的特点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从谈吐、服饰到作派都有别于社会上的小学生，就拿口音来说全是标准的普通话，在南京城里是罕见的一族。我虽然在南京住过将近十年，但我不会说也听不懂一句当地方言，就是明证。　　一年级入学时的情景还深深刻在我心里。入小学竟然还要先考试。后来右知道是是要根据生员的性格、特长来分班，既让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其特长，真是苏联马卡连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与孔子的“因材施教'论的结合。我当时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还没等到拆线就从医院接出到学校去“应考”。头一关老师是拿生字卡片考。我一一认过了。接着又拿出一摞连环画，程度从浅到深的都有，挑着让我读，我全都一字不差念了下来．老师很满意。接着出算术题，我也顺利地过了关。其次是俄语、音乐，对我也不难。可是一到美术我就尴尬了，几乎是零分，其中有一项考“审美”能力，老师拿出两个侧面人象，让我辨别都个更好看些，我摸不着头脑乱说了一个。最后是综合测试：考理解，思维能力，提出各种引起联想的问题让回答。我记得老师当时曾给我一幅剧照看，让我凭着这上面两个人的表情、动作判断他们在说什么。单纯、幼稚的我支吾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时后面一个“考生”抢先说：“这还不明白，他在告诉那个人不要做什么。”通过对每个人的强弱项打分，就找到了分班的根据。根据我的特点，把我分到一年三班，这个班除了我还有六个男生，九个女生。我一到班里就发现他们的俄语都还说得可以，可能我们的父辈都有和苏联顾问、教官打交道的机会吧!　　办我们这样的学校，师资当然要严格挑选，在办军院时刘帅考虑到我军军事理论人材缺乏，特意聘用了一批国民党的旧军官。对我们这所子弟学校可能也是这种指导思想吧，请来了不少地方上的三教九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一位常老师，真象林黛玉的那种文弱气质，说话从来轻声轻气，满口文雅、亲切，讲起古诗来总拿画作说明。我们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相对而言教学课较少，而阅读、欣赏、思考、练习课较多，着重培养情操、爱好，启发学生自学。学习涉猎范围大大超出课本的内容，用以开阔学生的眼界。这位常老师有时为了讲清一个诗情画意，要专门带我们到外面环境中去体会，使我们学到就永志不忘，逐渐形成学习的“癖好”。这位常老师不仅课讲得活，而且话语也打动入心。一次在课堂上有人淘气不听讲，她难过得哭了，向我们声泪俱下地做劝导，最后我们也哭成了一片。当场一致保证要好好学习。记得寒假里的一天，我们去她家作客，她的家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小院，和她的身份、性格十分相配。她父亲是位花白胡子的老教授。张口也是古文、古诗。临走对她给我们每人折下一枝清香的腊梅，还念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诗句。　　学校在教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政治、时事，这不用说也是和学校的性质有关。专职的政治老师是从三年级开始设的，课上课下不时用一些时事考题向同学们发问，如“苏联的现任领导人都有准?”“ 炮击金门的意义是什么?” “两个中国是怎么回事?”“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为什么不参加了?”“ 西藏叛乱是怎么发生的?” 记得那时有个同学回答“两个中国”是“一个台湾，一个西藏”，引起哄堂大笑。　　学校还有一门特殊的课程是军事常识学习。经常结合少先队活动进行，有的是军事野营，露宿在外；有的是到坦克、飞机上去学习构造原理，或是练射击打靶。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只是课本学得好，还必须培养军人气质。　　由于崇尚政治在校园内形成风气，大家迫切地要多了解国内外大事，竞相偷看家里的《参考消息》(当时是保密的)回来一齐讨论。我们讨论的政治不是报纸上的现成话，而是设想面临一种现实局势时自己作为一个当局者会如何做出抉择。这样看来，我们又成了故作深沉的“小大人”，净说些与年龄不相称的话。在图书馆里常见有高年级的同学一进来就要一本《列宁全集》，一坐下来就读半天，不知是真看还是假看。　　在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解放路小学也具备极优越的条件，我们这所小学的实验室，竟然占了整整一座楼，可以进行声学、光学、力学、化学、生物学等多种科学实验。尽管这些有关课程较大程度上与小学生无缘，但也要用这些方法向我们灌输常识，为今后做准备。还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久，苏联的宇宙飞行科幻片就在校园电教馆里经常播放了。校领导常引用列宁的这句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已头脑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在学校教学中是彻底实行了，而且很多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的。当时虽然我们没有听到过“早期教育”、“精英教育”的说法，但今天看来实际上那就是这么回事。　　数学的教学方法更独特：一个老师轮流训练每个学生，把各种类型的题目归纳起来，有时甚至先用较难的一组来训练，今天看来好象就是“逆向法”。除了解应用题之外，尤其着重训练学生的“心算”能力，从二位数到三位数都有，当某个人落后于别人时马上就激励：可要迎头赶上啊！老师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练好心算，将来学什么都轻松自如！　　学校的日常生活也是“军事化”的，平时每两人或三个住在一个套间里，每人有自己的房间，还有公共的卫生间。被褥洗换、打扫卫生都有工人负责。起床、学习、用餐、娱乐、熄灯都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如果有人违犯，立刻广播中点名，黑板上公布，给予严厉批评：然而小孩的心是难以被校园拴住的，晚上经常有独自或几个人跑出去玩，或是偷着上军院去看电影。学校拿一本书教育我们遵守纪律，是描写苏联少年军校的《诚实的小海军》。　　解放路小学有一种自己的学生手册，牛皮纸封面的大厚本。每周班主任老师给每人填写各科学习成绩、操行评定(分甲、乙、丙、丁四级)、课余活动、体育锻炼等方面情况，学期中和学期末还要总结，拿回家去给家长签字带回，内容之详细无以复加。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给我是这样写的评语：“本周他的成绩明显下降，上课精力不集中，这和他最近经常私自外出看电影(特别是外国电影)过多，造成睡眠不充足有关，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对他加紧管束。” 这倒好，我以后看电影的机会就屈指可数了。　　与军校同步的是，学校也实行“养成教育”，就是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小节，包括说话不要大声；见到师长要鞠躬并退后站到侧面，吐痰、乱扔东西当然也在禁止之列，甚至连走路也不许东摇西摆，手不能插在口袋里。我特别记得这么一点就是，开门不许用脏手拉门把，或是脚踹门下边，据说这是刘帅在军院亲自做过示范的，直到今天我看到每个办公室门把周围及门下边的污痕还感到很难受。据说英国伊顿公学在学生行为举止方面也有很多细微规定，就连过马路时左边看一眼然后右边看一眼的这种习惯也是该校特有的，而中国当时多数学校还未实行过这种教育吧!　　还有一脉相承的是，军院在讲课时，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史，而被解放路学校奉为办学经典的则是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那么办学楷模呢，自然就是《塔上旗》和《教育诗》书中的描述。其中很重要的二条是高年级学生帮助教师管理低年级学生，这一经验除了从马氏本人的著作中得知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有直接的样板：莫斯科第201学校(卓娅学校)与我们有着校际关系，两校的不少师生之闻还存在着通信联系。据他们来人介绍，在他们的学校里高年级共青团员领导着低年级的学生，这种领导不是补习功课，也不是“学术上”的颁导，而是同学间的帮助，年长学生要对年幼学生负责。完善的兄弟姊妹般的友爱，团结了年长和年幼的学生们，因而更加巩固了整个学校集体。　　与我们挂钩的高年级学生中有位叫卢新民的，他的父亲是位很知名的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工作者卢志英，他的哥哥曾写了一部小说《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为我们所熟悉。当时十五岁的他胸前戴着红领巾，还别着团徽。令人深为敬佩的是他在学校中的号召力和影响，远远超出一般老师甚至少先队辅导员。而学校里像他这种学生还不止一个。想想看，那么多高年级同学，每人带上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在学校这个大家照中，你即使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是处在温暖如家一般的气氛中：马氏的理论还认为对学生实行压制性的管理，并且仅靠老师去监督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教育学生服从，守秩序，约束自己，确实很有必要。但是，仅仅培养这些品质还是不够的。而学生之间平等的、经常性的督促却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学校对马氏理论还有个发展，同年级的学生也互相监督。说起这事我就想到同年级的那个孙惠东，他爱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姿态去纠正别人，我有次气不过和他打了起来。他去报告老师，我以为老师会向着他，但没想到老师却说；“同学们之间应该以理服人，抱着压服人的态度去管人不对，以后要注意。”这句话把我们两个都说服了。　　这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风气之一斑，人与人之间胸无芥蒂，平等相处，生括中充满上进心和安全感，因为每人都知道有他人在为自己尽职尽责，因而自己也要对他人负责。回想起这一点，我就对后来社会中人际关系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　　说起与卓娅学校学生的联系，倒有一些趣事，建立这些联系有的是通过父辈之间的关系，也有的就是以班级名义建立起来的(有的班级甚至号召每个同学交上一个苏联朋友。　　我们班李××(少将)的儿子李维佳和卓娅学校的一个女生叫叶尼亚的通信很频繁，女方常寄寄一些明信片，画册之类的东西，这也成了他炫耀的资本，还瞎吹说他爸爸在苏联都有名。可后来那个叶尼亚一来信就索要项链、戒指等东西，这些东西当年在中国的难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平对好“显”的李维佳被弄得一筹莫展，成了同学们整天嘲弄的对象。一次他在吹牛时就让我给抢白了一顿，他说苏联的力量强大无比，我反驳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那个电影你看过没有?他们在美国佬面前低三下四，一点都不硬气，把他弄得哑口无言。　　学校有严格的一面，也有诗意浪漫的一面。学校的同学们志趣高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我清高，自命不凡。大家不谈低级趣味的事，不谈生活琐事。偶而有人谈这些，都要受到大家鄙视，那时我们爱谈的除了功课之外只有这样一些话题：政治、军事、历史、国际时事、科学、艺术、山川风物、体育，如果有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擅长或是了如指掌，他就大家尊重的对象。在那个年代。苏联的一切具有至高无上的吸引力，俄语在学校中成为必修课，苏联歌曲及其唱片声每晚回荡在校园上下，苏联影片也经常在学校放映，苏联专家和我们每日比肩而过，是我们的亲密朋友。　　高雅气质的追求，特殊性格的磨练，在校园内蔚然成风。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同学们不象社会子弟身居闹市有凡心，而且家庭衣食无忧，生活安逸无忧，再加上家庭内父母催上进，校园内良好教育环境熏陶，自然走上这条路。这方面同学们古人学飘逸的李太白、苏东坡，啸吟清谈；今人学大领导、大酋长的风度，连举手投足都加以仿效；洋人学阿廖沙、古丽雅，这二位均是苏联人物，前者是某小说中一个在被窝里垫石头睡觉以磨练性格的形象，后者是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一生中通过了“四个高度”，即生命中的四大难关。　　直到今日，我仍在心底感激这所学校，它培养我建立高尚情操和对知识的爱好，使我在无论何等困难、委顿的境遇中都无休止地追求它们，绝不随波逐流。使我把一本字典中的八千生字记熟，使我的外语能力、心算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坚持多年体育锻炼至今不辍，总之这些使我在以后的工作、自学中大得裨益。当时有人说，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古代斯巴达人的教育方法，即使学生在身心各方西都得到发展，健全，真是言之有理，一所好的启蒙学校真是可以使人受益终生啊!　　然而“文革”中有人给我们学校定个性质：类似英国那个专为牛津、剑桥等高级学府提供生员的伊顿公学，那是个典型的贵族学校——这名称就由此而来，使我们感到蒙受奇耻大辱。当时一位校长受到猛烈批判，主要因为他的这句话 ：“我们学校要培养出未来的将军、部长以至于总理。”在那个年代看来，这简直是要把学校建成造就野心家的摇篮了。于是学校被加给两条大罪状：鼓吹读书做官，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加上同学们的父辈们恰好也在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于是学校中子弟们的各种“罪状”也被揭露出来，并大肆加以渲染，现在记得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条： ‘　　—— 一位将军之子在学校的厕所不能大便，每次大便都要家里派车来接；　　—— 学校中的贵族子弟对校工横加欺压，经常打驾虐待，使他们敢怒不敢言；　　—— 学生间等级森严，按家长军衔划分，当大队、中队干部的都是将官子女：　　—— 学校纪律涣散，原因是老师怕学生，不敢管，歪风邪气盛行；　　—— 学生骄、娇二气严重，作风奢侈，在社会上影响极坏；　　还有许多条，因为和地方上学校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问题大同小异就不列举了，但以上这几条是否就是这类学校的“特产”?是否就反映了学校的主流和本质?　　头一条是个别学生的不良习惯，因家远偶而来车接的事也有过，但这类笑话一涉及到将军之子就成了政治问题，而最是有损党和军队威望的大问题。但由此此也可引出一条大教训：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一言一行都须谨慎，因为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本来无足轻重的事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与校工发生口角的事确实有过，但并没有多严重，更没有谁依仗家里势力去打架，也是和前面说的一样，只因为学生是干部子弟，所以这就成了“欺压百姓”，运动一来肯定要提起。后几条不属于鸡毛蒜皮小事，可谓是“原则大事”，但并不符实，知情者一听便是凭空想象。要知道当时在我们学校曾规定过学生不许暴露家长的身份，避免带来一些麻烦，这点是从家长们到校方都事先考虑好的。另外即使学生从个人角度考虑也不会那样做，因为在我们学校这个崇尚知识、才能的环境中炫耀门第并不受人尊重。另外军院的特点是不同子一般行政机关和野战部队，将军是学员、校官是教员反而管着将军的事屡见不鲜，父辈之间等级状况就不很明显，其子女又缘何要攀比?话说回来，如果某人父辈军衔高而自己各方面特别差，那倒反让入戳脊粱骨，因而在当时倒是隐瞒家庭背景的多，当然总归还要为人所知，但首先军院领导的子女就做出了谦虚、质朴的榜样，别人还有什么资格“摆谱'?既然刘院长的子女从不特殊从不自傲为人所称道，那么如果有某个将军之子反而“夜郎自大”起来想高人一头，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记得我们班有位中将之子徐铁生，其父就曾是军院的政治部主任，他就十分朴实无华，连衣服都常常是打着补丁的，好几年当中根本看不出是将门之子，类似他的当然还有。这样看来真正“熊”老百姓的只是那些流言。至于学校各方面条件明显优于其它学校，又加上和社会上很少往来显得特殊，引起群众不满，这倒是事实。但这与学生及其家长无关。至于说学生纪律涣散、违法乱纪事多，这也有些过分。事实上，较其它学校而言，我们学校在管理上还是严得多，害群之马是少数，且根本无立足之地，因为学生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校园、军院和家庭内，这些都是监督严密之处，再者大家过的全是集体生活，几乎任何行动都由学校统一组织，在集体活动中学生总归不能过分放任吧，要相信当时的老师对学生还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看人下莱碟”的现象，另外老师们也根本不掌握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又何以能存在“不敢管”的现象?我记得学校也象管理部队一样对违纪现象敢管、敢罚，即使是学生偶然的过失。有次在坦克上实习，有个学生违犯规定在驾驶室里划火柴，烧了一块蒙布，结果受到开除队籍处分，在全校大会上交出了红领巾。　　倒是我们当年从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钦那里听到不少西湖学校的事，其中包括林立果的轶闻，他们曾在杭州西湖学校同过学。林立果小时在上海、杭州、大连都上过学。原因是林彪解放初期，小病大养，隔三差五换地方呆，林立果也就成了云游四方的“浪子”。他1957年进西湖学校，正好陈士榘的儿子陈钦在那里。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孤僻、自负而有心计，进学校的第一天他就因为踢足球的事和大伙打个不可开交，把陈钦和江拥辉将军的儿子江陆军都打出了血。当时大家还不知他是林彪的儿子，后来他带着一些同学偷偷到西湖去划船，闯到了中央首长住地被警卫扣住，他这才承认是林彪之子，也就是在这次出事后不久，他就又转学到别的地方了。像林立果这样特殊的表现在当时是十分令人震惊的，而在我们学校里，同是元帅的儿子，刘伯承的儿子刘蒙就十分自觉，其他高干子弟也是如此，这不正好说明家教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吗?然而情况往往是这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历来，特别是“文革”中，社会上充斥着对军队高干子女的种种传言，但细究起来，“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女还是很注重自己身份，为维护家庭名誉、利益自已不轻易在外显山露水，就连其家长也知道严加管束，以免自身为群小所误，实在不成将其送到军队当兵也是条出路。当然高干子弟也有好虚名者在运动中被人抓“大头”当傀儡的，到了吃亏上当才明白。至于一些打着高于子弟招牌招摇过市者往往是利用世人的无知以售其奸，细查其“家族徽章”多数不过是师团一级，正欲借机会出风头过瘾，不知今日人们是否清楚。　　当然，我们学校的办学方式也远非尽善尽美，其缺点今天看来主要就是封闭办学，加之学生成分清一色，这使我们远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更不谙人生世故，不能从小就感觉着社会生活的脉搏成长。而物质条件过分优越也产生了副作用，使我们不能具备应有的自立能力。在社会上闯荡了数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总感觉到自己比社会上的子女在为人处世、办事方法上欠缺得多。尽管是根红苗壮、品质端正、修养到家、谈吐不俗、毫无歪门邪道，但进入社会与人交锋不几个回合就显出劣势。多年中大家都有这个体会：社会上有的人明明干着“坏事”但却受人捧场、受人器重甚至飞黄腾达，而我们的人当中有的真是心底无私、一腔正气却反而讨人嫌，有时遇事仗义执言还落个不白之冤，栽在那些油头滑面的人手中。有些人成人后不免叹息；当初所受教育名曰是全面发展，实际上却把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给忽略了。但这也是当初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能怪罪于哪个人呢?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发现：做一个合格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比做个当年向往的将军、部长还要难。军人本身就与市井中人心理上、观念上差距甚大，而他们的子女在受了多年封闭式教育后这种差距就更大。我们的同学如果成人后没在军内供职而是出了军队圈子那就惨了，在社会上与人语言不通，单枪匹马实在是寸步难行，有些洁身自好者在碰壁后干脆采取与世隔绝的态度，又被人看作清高孤傲、狂狷不入流，甚至还有经受不起挫折而变得自暴自弃或消极遁世的，更有少数为非作歹葬送了自己的，而在“文革”年代，这全都要怪罪于这类学校。以后这类学校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使人们误认为，对这所学校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总的来说一句话：这些学校的子弟无论是“好”还是“坏”，统统都是“好”也好得没水平，“坏”也坏得没永平，也就是根本没有与之有关的“道道儿”。　　这些老同学，我至今仍记着他们的姓名，尽管很多人今天已音信全无，他们的名字也带上了时代的特点：带洋气的有刘玛莎、毛莎克，与军队沾边的名字有王海军、李建军、马兵，还有的干脆就是小名照搬象杨晓红、赵小东、严小刚……他们不少是一些显赫的将领之子，他们留给我一些难忘的往事。　　郭林青，我俩的父亲先后在军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会任过领导，我们两家又是邻居，平时来往密切，他有一副子承父志的样子，学习、生活上一丝不苟，为人正直，有主见又豁达大度。学习、玩耍上我们都是伙伴，他比我大一岁，就在各方面以兄长身份爱护我，谦让我。一次我家的小猫丢了，看见他家有只一样的，就又吵又闹说他家给抱走了。他妹妹竭力表白那是他家自己的，他却痛快地说：“给他吧，他丢了猫多难受啊!”我就把他家的猫抱了回来，一看家里那只又回来了，知道自己搞错了，赶紧去道歉。　　庞勇，也是我的密友，他是我们班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一批入队的三人中的一个。他不仅学习好，课外知识还很丰富，在课余一起翻看大学的历史课本是我们的共同兴趣，从四册中国历史到上下两册世界近代史我们都看得烂熟。他还有个爱好使我也大受益；到少儿禁入的博物馆去看展览或是去看军院的内部教学参考电影，每次他都能哄过大人进去。记得有一次在1958年看的是写苏联卫国战争的新片《一个人的遭遇》，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部供“批判”的片子。　　王延平，我们两家住得不远，他的学习成绩一般，但特别爱好体育。他教我下象棋、陆战棋、海陆空战棋和围棋，我俩一百盘象棋对弈的记录是他赢87盘我赢13盘。他60米短跑在三年级中拔尖，他在一次赛前对我说：我得的奖品一定给你。但不幸的是他中途摔了一跤伤得不轻，他感觉自己失言竟痛哭了起来。他的好玩好动也惹了不少麻烦，看到人家没锁的自行车就上去骑，结果把车摔坏了；偷着下鱼塘游泳，又被人送到学校，受到严厉批评。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他是个大好人。　　但平心而论，当时我们无论谁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这只能说是得天独厚的环境纵惯了我们，时代也误导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及早认识到人生之路的艰辛及人世间的苦痛。　　暑假里我们往往集体到外地旅游或是到避暑胜地——我们的夏令营所在地栖霞山庄，在那里象苏联少先队员一样登山游泳、采标本、捕鱼、野餐、过篝火晚会，是那样地乐以忘忧，至于未来如何，谁也没做过悲观的估计，仿佛一切都已有人为我们安排好了，肯定是到军院去接班，但有一次见刭的场面却使我大为震惊，我们在山脚下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凄惨景象：一间摇摇欲坠的草屋里一个干瘪的老妇在一团破棉絮中呻吟着，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地下哇哇地哭，摆在他面前的瓷碗里的食物是那样令人恶心……我不禁突然想到：童年的欢乐早晚要结束，如果将来要我背起生活的重负那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落到这步田地又该怎么办?但转念一想不可能，毕竟军队、家庭都是我的靠山。然而后来真的一度身临困境时我不禁又回想起这事，这时才感叹起这人生的无常。　　那些同学们，特别是他们当中那些高干子女们，身世真是浮沉不定。他们一旦沉沦就会变得连普通百姓都不如，这些人的厄运有的是由于政治运动，有的是来自家庭自身，有的两者兼而有之。我先后风闻了一些同学日后遭际的一鳞半爪，内容虽离奇但使我深信不疑。　　军院一位领导的女儿曾在我校高年级就读，我记得，她母亲在世时她是何等秀丽聪慧，开朗自信，但母亲病故，继母当家后她就象变了另一个人，从性格到容貌到包装都改了，象是老了十几岁。　　后来我们在“文革”中听说，她被送回了农村老家，早早地嫁给了普通农家作媳妇。后来有一次回去探家，父亲竟连回去的路费都不给，一生竟是这样的归宿。　　以后我又听说了若干校友“文革'中的“事迹”：　　林某，父亲是位大校，当他家搬到北京后父母就离异了，继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尽管父亲、继母起初都对他还不错，但他心中这个“恨父情结”总也无法消除。他曾几次离家出走，家里也不去找他，可最后都被人送了回来。十七岁时，他在北京三十五中高中还未毕业就因和班主任老师顶嘴受到处分。他不服，继而捕风捉影在学校中散布说学校是国民党底子，班主任老师是国民党特务。1965年他的这些言论被党组织查处，自然戴上了“反党”帽子。他父亲随即把他送到离生母居住地不远的陕西一个农场劳动，断绝了和他的一切往来。谁料不久就是“文革”，他看出气的机会到了，回到北京，把这些沦为“黑五类”的仇人包括父亲、继母折腾了个够。然而不几年，这些人又被平反。从此以后他更是走投无路，并且生母也去世了，他只好独自一人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片穷乡僻壤。　　我们班的一位吴某，当初就在家偷父亲的钱到学校乱花，“文革”中父母靠边站受管制，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可他的奢华作风并未改变，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有人看到他在街上拿着一叠五十年代发行的公债券到处找人兑付，真是个活脱脱的“那五”形象。不巧后来在街头被巡逻民兵发现带走，狠狠收拾了一顿，然后又送去下乡插队，因重病不治而死。　　这些令人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事又有多少？　　那么南京军事学院的命运后来又如何呢?也是很不幸的。当初红红火火，一心奔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职员、学员们，每日按广播大喇叭中的要求戴上大檐帽、穿上大礼服、扎上武装带、蹬上将校靴咔咔地排队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月，中央军委召开了有lOOO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严肃地批判了“教条主义”，首当其冲就是刘伯承元帅。当时刘伯承元帅在会上做了长篇检讨，据说他要求站着读这篇检讨，毛主席说：“不用，坐着就可以了。”因为态度尚好未受进一步批判，比起后来的彭总是幸运得多了，但他此后就离开了军事学院的领导岗位。接着，军院在改编以后一部分调入了北京，另成立了一个“高等军事学院”，其余领导干部被调离到各地，军院原址就移交给了南京军区，从此辉煌一个时期的军院就消失了。　　原教授会副主任孙某是最先被调离的领导干部之一，他的“问题”看来挺严重，是按转业处理的。这边脱下了军装，那边工作还迟迟没有安排好，一切待遇都没了，只好暂寄宿在我们家一连好几个月。一家几口人要吃饭、花钱，全靠我们家接济。一天晚上我看他苦恼至极在父亲屋里捶打着头直呼号；我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他在我们家楼梯下边搭了个铺，躺着不起来，枕头旁总是放着一支带皮套的手枪，不知怎么这枪还一直伴着他没被收去，令人感到他突然变得陌生而可怕。这是“政治斗争”给我的最早印象了，不仅大人被处理，孩子也被剥夺了在我们学校就读的权利，一家人都成了“敌对分子”。我们这些名副其实的“党的孩子，军队的儿女”曾在学校这个友爱团体度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孙副主任的大儿子惠东，这时也失去了原来那副“小大人”的神态，变得六神无主了。在分手时他对我说：“将来一定找我去……”然而我始终未能再见到他们一家人，后来才知道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孙副主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　　军院的全盘被否定，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理解。就在这不久前，1956年初建院五周年时，毛主席来军院视察，还对军校的各方面大加赞扬，我特别记得当刘院长向毛主席介绍我父亲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研究政治经济学，是搞上层建筑的，你在我们上头啊！”这音容笑貌，照片犹可作证，可是现在却……　　随着父辈们的陆续调离，子弟学校的学生们也风流云散，这段似梦非梦的生活也就到了头，我们走出了这座象牙之塔。后来，随着“文革”中所有这类“贵族学校”的取消，我们才知道厄运不只是属于我们这一所学校。我们的解放路小学散得早，受到的冲击因而也小些。但在现今，它的知名度也相应地小，以至于很少被人提起了。　　尽管在现在看来，我们那茬人是何等地天真幼稚，是一伙可笑的“精神贵族”，但我们毕竟有过一段独特的人生历程，让人永志不忘，那些有关的人和事就象是最有趣的童话。每个人不能不经常回忆自己的童年年代，马克思说过：“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已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天真真实地再现出来吗?每一个时代的固有的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这就是我不时回想起那一段生活的原因。　　前几年有一次机会重返南京，首先想到的就是寻访故园，但“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早已不知是什么机关占据了那地方，我向门卫解释了半天目的是“寻旧”，但他们丝毫不理解，勉强让进后才觉得景物全非，已经无法钩起当年的思绪：只好急匆匆退了出来。哎!这些类似生物界古老种族的残存后代们，你们究竟飘落何方?我只有默默回忆我曾度过童年的那些故居名称：马标、炮标、半山园、紧金新村、御史廊、太平新村、栖霞新村……每片住宅区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建筑、布局风格，全是前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寓所，每个地名都能钩出一串故事。现在使我最为伤感的就是：尽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校友会”，但我们那一代人要想重新团聚是极不现实也根本无基础的事了，因为我们这类学校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一进南京这座古城，有关的伤感、怀旧的诗句接踵浮现在我脑海中，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当年的常老师，您总和南京城，和这些您教的诗词一起，留在我的记忆中。　　然而意外的是，我意然在今年巧遇了一位当年的校友，巧中之巧是我们后来搬到北京后又同在一所中学。“文革”中他加入了著名的“联动”，也打了一些人，还曾南下越过国界去参加“援越抗美”，后来他不知怎么又在外地当了兵，直到中校飞行团长，和他父亲当年一样位置，不久前转了业，在一个“要津”工作，这可能是我所知的混得最“壮”的一位校友了。他对我说：“你没看《人民日报》上说的，当年军院的上将副政委钟期光的子女，因为没走什么门子，还在工厂干一般差事呢!”他对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以老同学的名义为他出个证明，证明他在“文革”中无甚同题，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唉，我怎么能在这种事上不尽微薄之力呢?否则他再遇到什么障碍影响仕途，我们这些老校友不就更一无是处了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并且知道，以后这样的奇遇恐怕是再也难得了。　　“归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在花很多时间谈论了解放路小学的往昔后，我们达成了以下共识：　　今天看来，我们这些“贵族学校”的子弟已在各方面变得“参差不齐”，而许多人身上的弱点已随着磨练成熟而失去，因为“皮之不附，毛将焉存?”只有脱胎换骨是唯一出路。但我们当年受到的各种正面教育，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受用一世的无价之宝，是弥足珍贵的。至于我们这一茬人普遍不能成材也就是“出名”，是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并受到历史的局限。即使是当年学生身上确存有的骄、娇二气，其原因也应从家庭、社会两方面去找，不能一味怪罪学校。过去所谓教育方针有误，主要在封闭办学这点上，至于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今天看来无可指摘，相反就是在今天也值得一取的。高干子女身上的种种反常现象，无一不是和家庭、社会相关，在以往的年代里，我们往往身不由已，在政治斗争中被人或利用，或打击，沉浮无宁日，不是成为“座上宾”就是成为“阶下囚”。很多人对我们是“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这自然要把一些人导入歧途，然而认真说来不论是升迁的也好，沉沦的也好，大多都是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不知这些人是否能认识到这点，争取做一个独立的，普通的人，别再逢场作戏，随人俯仰了。至于“不为社会所容”这也要细分析，有些是在于我们同学某方面的缺陷，需要自我调适。但更多情况下是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气候尚未形成，今日有抱负、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的现象不也比比皆是吗?这又提如了一个问题供人们思索：我们是否具有一种合理的社会机制?回想当年，刘帅的办学思想就相当为人所不理解，他聘用旧军人讲课，被称为“请败将教胜将”，“ 为社会渣滓张目，”他强调正规化、现代化，被斥为“学洋教条”，上下各有人一齐夹攻，终于使刘帅壮志未酬而去，这一历史的悲剧今天仍让人扼腕叹息，但在叹息之余，难道还不能从中悟出一番道理吗?解放路小学使我们培养了高尚的情操，我们绝对不能为了大众化就丢弃这一番洗礼，去削足适履地迎合社会上的低级趣味。　　啊，我们还是初衷不改，思考来思考去，我们又陷入一个更深的圈子里。然而这些往事既然都已成为历史，这些旧帐就是无法理清的了，而今日、明日该怎么办，那才最应该关注。　　附件： 二则故事　　在收集南京军事学院史料的过程中，读到了二则小故事。故事中的小主人翁后来都成为了大名鼎鼎的作家：一个是被冠以“童话大王”的郑渊洁，一个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二位作家的父母都因工作调动和南京军事学院擦肩而过，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先说说郑渊洁　　郑渊洁的父亲郑洪升最近在网易微博里很火爆。他老人家正在写他和郑渊洁母亲刘效坤的爱情故事 。今年8月21日是他们的结婚60周年钻石婚。为了纪念钻石婚，郑洪升写了60条微博，其中2条出现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字样。　　原来，郑洪升和刘效坤都在华北军大供给部。华北军政大学和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可以说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前身，1950年底都被撤销，部分人员调往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工作。郑洪升正在热恋刘效坤，郑洪升被分配去石家庄高级步校，刘效坤却被指定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眼看他们的爱情有可能因两地分居而中断，刘效坤请求时任华北军大供给部部长的朱由芹帮忙。　　朱由芹大笔一挥，爽快地把刘效坤的名字划进了石家庄高级步校名单里，调换了另一个人去南京军事学院，成全了郑洪升的愿望。就这样，郑洪升和刘效坤能把两人的爱情故事进行到底了。日，两人终成眷属，至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他们的爱情结晶之一就是郑渊洁，后来成为了著名童话作家 。　　文中提到的朱由芹后来是南京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在一张南京军事学院驻京办的老照片里可以看见他的影像，感兴趣者请看看我的博客《南京军事学院驻京办人员合影旧照》。很遗憾的是后来此人在“三反”运动时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具体内容可读读《毛泽东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在此就不详述了。　　再来说说王朔　　王朔的父亲叫王天羽，母亲叫薛来凤。他们都曾在南京总高级步校工作。王天羽是军队团级干部，从南京总高级步校毕业后，以第一名优异成绩留校当了教官。薛来凤以他未婚妻的名义调入总高，在校医院工作。日两人喜结良缘。婚后不久，军官授衔、改工资制，王天羽被授衔为少校，两道杠一颗星。薛来凤被授衔为中尉，肩章为一道杠两颗星。两人挎上武装带、扛上肩章，去照相馆留下了军人风采。　　那段时光很令人怀念。每天下班时王天羽都会来医院接薛来凤，他们俩一同骑上自行车回家去。1957年1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王宇。1958年8月，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又出世了，取名王岩。　　产假期满后，薛来凤便接到立刻去湖北疫区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小儿子交由奶妈育民哺喂。一个多月后，突然接到王天羽发来的电报：“孩子病重速归。”薛来凤急得马上找主任请假，心急如焚地赶回南京家中，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儿子，小脸蜡黄，没有血色，没有一点精神。抱起他，薛来凤泪水夺眶而出。　　薛来凤问奶妈育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奶水不够？”育民奶妈说：“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奶水慢慢少了，不够他吃，他哭，我就用奶瓶喂给他水喝。”薛来凤和王天羽马上去买牛奶和奶粉喂给小儿子，当看到小儿子叼着奶嘴不停吸吮着咕咚咕咚喝奶时，夫妻俩都长出了一口气。小儿子后来改成人工喂养，薛来凤把怎么喂牛奶，量如何配，奶瓶如何消毒，还有如何加钙片和鱼肝油，什么时候加蛋黄、菜汁以及橘子汁等写下来贴在墙上，让育民奶妈遵照着做，让王天羽负责督促检查。完成湖北的任务后薛来凤返回南京后，被分配到市立第一医院，正式从军医转为地方医院的医生。　　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下达式通知：“总高级步兵学校合并于南京军事学院。”合并的原因是南京军事学院那时已经分成了6所学院，总高和南京军事学院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员学制等方面雷同重复，因此二所院校被合并。总高全校955名干部，有一半分散到国防部五院、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0673部队、0674部队、第20基地等单位，以及各解放军总部、军区和军兵种30多处，另外一半400余人，并入南京军事学院，组成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二部，即后来的南京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二系。　　1959年3月，王天羽调往北京总参谋部，一家人落户在了总参大院新宅。上小学后，小儿子发现班上有一个女孩也叫王岩，便查了字典，给自己改名叫王朔，由王天羽去办理了改名手续。王朔幼时居住在部队大院，这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写的就是部队大院的感受，后来改编成为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南京军事学院的后人们如果看过这部影片，或多或少都会在其中找回一些自己在军院大院的生活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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