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抗日“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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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抗日“烈士”
09:18:28 西安晚报
80岁的陈明讲起抗日战争，神情激昂。
陈明的烈士证。　　文／图记者金石
　　他12岁参加八路军，当年参加平型关大战，抗日战争时曾被战友误认为被日寇俘虏，解放后被军队误定为抗日烈士。80岁的老八路陈明手里，有一张自己的抗日“烈士”证书。6月10日，捧着这张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证书，陈明向记者回忆60年前腥风血雨的岁月。
　　12岁参加平型关大战&
　　1925年陈明出生在天津，幼时丧父，到8岁时，母亲带着他和哥哥改嫁到河北省魏县一刘姓人家，因此改姓刘，名长纪。
　　11岁时，因家境困难，继父到了河北省磁县县城一矾场做工，陈明则在磁县的瓷窑场学彩绘手艺。因年幼，没有文化，学得慢，他常遭老板打骂。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部队南撤不久，八路军来到磁县号召群众参军抗日，保家卫国。
　　在父母的支持下，陈明和大自己两岁的哥哥报名参军。参军第二天，告别了父母，随部队西行进入太行山，在山西省辽县（今名左权县）进行训练，陈明被编入八路军129师386旅新兵补充团司号班。因家贫，没有过生日的经历，陈明不清楚自己出生日期，后来就以“八．一”建军节作为自己的生日。
　　一个月后，他们北上参加平型关战役。他们团在外围，等战斗胜利日军败退时，他们才参加追击。当时武器少，陈明和许多年少的战士一样，扛着红缨枪追日军。由于年龄小，跑得慢，陈明落在后面，看到满山遍野都是被我军战士掀起的战尘，12岁的他没有一点畏惧，像是在玩游戏。
　　误被部队划入日军俘虏中
　　平型关战役中，新兵团有二三十名战士受伤，陈明被调到卫生队担任卫生员，给伤员包扎伤口、换药。
　　陈明一点医疗知识也没有，全靠老卫生员现场教。当时的卫生员基本上只管外伤处理。卫生员背的“十字”包，里面只有红药水、碘酒两种药，有了伤员，用碘酒消毒，然后抹上红药水，最后用棉花、纱布包上就行了。平时换药，先用盐水洗伤口，再涂上红药水。
　　那时尽管生活艰苦、劳累，战士们很少得其他病，所以陈明没有给战士医治其他病的记忆。
　　陈明属于前线卫生员，战士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有了伤员，立即救治。
　　平型关战役之后，他们就在太行山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
　　一次，他们攻打河北永年县城，久攻未下，结果日军反攻，我军被迫撤退，混乱中，陈明与大部队走散。离开了部队，就像失去了家，只有13岁的陈明备感孤独，非常焦急，一边打听，一边追赶。当时百姓都爱八路军，不仅告诉他八路军的去向，而且给他提供食宿。陈明找了3天，才在几十公里外找到了部队。当时，有战士说陈明被日军俘虏了，部队领导也以为他被俘虏了。见到他突然归来，大家都分外吃惊。
　　路过家门而不知
　　1938年以后，部队转战到河北馆陶县一带。一次，日军一个有二三十辆汽车的军官团被我军围在一个叫香城固的地方。陈明所在团前往增援，他们白天赶到附近一个村庄里隐蔽起来，到了后半夜发起总攻。进攻前陈明心里非常紧张，不知到会出现什么情况，当总攻的号声一响，所有的畏惧骤然烟消云散，他跟着其他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向日军阵地冲去。当时机关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溅出的火光照亮夜空。陈明四处寻找我军伤员，迅速抢救。黎明前，战斗就结束了。
　　香城固战役结束第二天天刚亮，日军飞机就来报复，但因日机飞得太高，炸弹大多投入湖里。日军不甘心，派大量人马追赶129师。我军为了保存实力，迂回躲避。日军不仅有大部队追赶，而且派飞机空袭，我军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一旦进入村庄，除了站岗放哨人员，其他人立即进入房间休息，村里鸦雀无声，日军飞机无法发现。
　　因为敌军追得急，我军每天行军四五十公里。行军路长，生活艰苦，多为喝水啃干馍，没有一点油水，甚至没有盐。对于一个13岁的少年来说，难以承受。陈明累得有时站着就睡着了。每天天亮后见到村庄，陈明想着要休息了，就高兴。可有时部队为了多赶路，会继续行军。疲惫的陈明就十分痛苦，甚至落下泪。
　　一天晚上，从一个村边过，陈明感觉很熟悉，但因天黑看不清，没有认出是何处。解放后回到家，与家人谈起来，才知道这就是继父的老家魏县侯高村。
　　与日军兜圈跑了一个月，部队最后到了河南省内黄县，我八路军其他师来接应，才把死追他们的日军打退。
　　两次逃脱日寇偷袭
　　摆脱了日寇，新兵团又到进可攻、退可守的太行山山边扎营，专门破坏日军的铁路。每天晚上，他们或一个连，或一个班，赶几十里地，把铁轨拆毁，甚至将铁轨抬回营部。陈明作为卫生员经常跟着去，准备随时救治受伤的战士。日军对他们非常头痛，想了许多办法，才发现了我军隐藏的营地，前来偷袭，我军获得情报后连夜向山区撤离。他们离开营地不远，日军就追来了，在后面打枪，一路紧追不放。
　　陈明随部队爬了整整一夜山，累得气喘吁吁，两腿沉得像拖着石头，实在想躺下睡一觉，但后面的日军枪声使他不敢停，拽着马的尾巴才上了山。
　　他们来到太行山里，在山西省沁源县的一片平地扎下营。这时，陈明调到了旅部卫生队。
　　因为八路军经常出山偷袭县城的日军，抓捕汉奸，日本鬼子恨之入骨，1941年，日军组织了大量军力进山扫荡。我军得到情报后，连夜上山。第二天日军扑了个空，派飞机把山头轰炸了一整天。
　　被日军飞机炸伤
　　日军偷袭我军沁源县营地后，陈明所在旅转战到其他地方。离开时，约20名伤员被藏到山外敌我拉锯地带的老百姓家，让陈明留守负责治疗。尽管常遇到日本鬼子，但日本鬼子没有想到陈明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会是八路军。两三个月后，伤病员痊愈，陈明才返回部队，继续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战。
　　一天，部队正在一个山沟里行军，被日军飞机发现，投下炸弹。陈明躲到一个石头后，可不巧，露在外面的左腿被炸弹弹片击中，伤了银圆大一片。陈明没有感到疼，看到流血，才知道受伤了。他没有给任何人说，取出“十字”包里的药品，自己包扎好，继续随部队前进。如今，他的腿上还有伤痕。
　　第一次持枪参加战斗
　　1942年，我军得到情报，日军的一个军官团要去视察扫荡我军根据地的情况。我军头天半夜埋伏在汾阳一条公路两边的山上。这一次，部队首次给陈明发了一杆步枪。陈明十分兴奋，心想一定要亲手消灭一名日本鬼子。
　　次日天亮后，等到9点，还不见日军汽车出现，战士们非常焦急，担心日军得到我军要袭击的消息不来了。陈明更是焦急，担心自己的枪没有了用武之地。正在大家急不可耐时，一架日本飞机从头顶飞过去，不久便听到汽车的声音。化装成老农观望敌情的团长杨怀年背着粪筐跑来，兴奋地说：“日本鬼子来了，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当日军汽车进入包围圈时，我军手榴弹一起向日军车队投下去，只用了30分钟，就把敌人打垮，陈明手中的步枪根本就没用上。冲锋号响起时，憋了很久的陈明，端着步枪冲下公路，用刺刀捅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实现了他的心愿。
　　战斗中，一个日本鬼子逃回县城，我军担心敌人很快会来报复，迅速打扫完战场，隐蔽到村里。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飞机不久就来了，因没有找到目标，胡乱轰炸了一番走了。
　　“烈士”回来了
　　1943年，因国民党蚕食我陕北解放区，陈明随部队过了黄河，守卫陕北。解放战争中，陈明随部队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后解放西安、兰州，一直到新疆，1958年从兰空部队转业到我市卫生部门，改为现在的姓名，后来他从市疾病预防中心离休。
　　参加平型关大战后，陈明再没有见过哥哥，他十分思念家人，1937年在太行山东侧河北省涉县打游击时，他给家人写过两封信。1年后，一封信退了回来，但没有收到家人的回信。在那个人命薄如纸的岁月，陈明不敢想像家人到了哪里，从此后，陈明再没有给家里写过信。1953年，国家局势稳定了，陈明回河北省魏县寻找亲人。当到了曾经住过的侯高村时，夜幕已降临，陈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进继父家没有大门的院落，他惊喜地看到一位高个中年妇女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他知道，那是分别了17年的母亲。可母亲没有认出他来。当年他参加八路军时，只有半人高，现在成了身高1米74的大人。母亲问他找谁，他说：“我是长纪。”母亲“哎”了一声，吃惊地问：“你咋回来了？”说完，泪流满面。
　　原来，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给家里送来了“烈士”证书，称他日在平汉战役中光荣牺牲，上面署有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名字，魏县人民政府给他们家送了111万6千元（旧币）抚恤金。
　　在家里，陈明见到了因受伤而早已回家的哥哥。
　　60多年的挂念
　　看到自己的“烈士”证书，陈明想起牺牲的战友翟进书。翟进书和陈明是一个班的卫生员，1939年在河北打游击的一次战斗中，翟进书不幸中弹牺牲。因他们新兵团多为河北人，惟独翟进书是河南濮阳人，当时陈明就想，翟进书家人很难知道他的消息，陈明想自己通知翟进书的家人，可没有翟进书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当时是战争年代，没有渠道可以打听，所以暂时把这个事放下了。现在解放了，政府机构健全，陈明于1954年前后就给河南濮阳政府写信，但寄出去两封，都没有得到回音。这使陈明心里总放不下，不知翟进书的家人是否已经知道翟进书牺牲了，翟进书是否被国家认定为烈士，他最担心的是，翟进书的家人还在望眼欲穿地苦苦等待翟进书。参加过抗日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抗日英烈的下落，将成为人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至今，陈明还常常惦记着战友翟进书的家人。
　　对于日本右翼分子多年来篡改日军侵华历史，陈明十分气愤，他很想写文章批驳，只是因身体不好，无法动笔。陈明说，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罪行，他永远忘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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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牛在民国人物大词典上有这样一个条款：刘荫远（1890 — 1961）陕西平民（今大荔）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后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皖北民军司令，山西《军事日报》社编辑，陕西省参议员，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议。1945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逝世，终年71岁。再看《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案卷》（民国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中《国大代表出席证号码及姓名清册》中记载：代表姓名： 刘荫远代表单位：陕西平民这里面提到的刘荫远就是我爷爷，大辞典中关于他的有些经历我不知道，家长们没提到过。说的是否完全准确，也不清楚，但是说他是陕西平民县人氏肯定是误解。这个误解说来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刘荫远确实与平民县有密切关系。一九四二年，中原地区大旱，接着又是蝗灾，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三百万人。稍微有一点活气的灾民携家带口逃往陕西（途中又死亡无数）。一时间西安城里充满了难民，无法安置。看到这种情况，刘荫远自愿请令带这批难民去平民县垦荒。平民县本是黄河滩上的大片荒地，二十年代冯玉祥在此开辟了一个难民县，叫“平民县”。 因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此地可以容纳大量移民。经刘荫远的努力，难民们有家有地，终归得到安置，刘荫远因此在平民县颇有口碑。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荫远被选为国大代表，代表陕西平民县。他的国大代表席位就是由该县选举出来的。第一届的国大代表是终身制（后来国民党到台湾每三年选举一次国大代表，但是只有这一届的是终身代表。）。按照长兰姑的话说：二爷就喜欢干这种没人伸头，吃苦实干的事情，是个“开荒牛啊”。有一天，在网上搜索“刘荫远”，突然发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条信息。说一九四六年他曾任安徽宿州第三战区高参。我赶紧打电话问长兰姑。姑姑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还没打淮海战役，但是宿州地区为国共拉锯地区，共产党的力量更大。国民党知道大势已去，纷纷投诚共产党。在一次接火中，刘荫远被共军俘获，如果抓他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我很难想象刘荫远后来会是什么遭遇，这回也该老天荫庇，抓到刘荫远的恰是一支国民党投诚队伍，审讯他的军官又恰是他的旧友。一见刘荫远，忙呵斥下属：“怎么把他弄来了？放人！”遂派了心腹随从把刘荫远送到安全地带。人脉宽广就是好啊。但是再宽，国民党已经成为强弩之末，难挽颓势。一九四九年，刘荫远带着全家去了台湾。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大陆——我爸爸。
寂寥台湾爷爷（这一段我要称“爷爷”，以示对这位老人的尊重）是一九四九年从西安到台湾的，走时很无奈，对前途并不乐观，他说，我们都象新娘子一样，轿子一来，都上去了（即不知道抬到什么地方，嫁了个什么人，意思是到台湾前途未卜）。爷爷到台湾后就脱离政治，解甲归田。刚开始的那几年，生活很苦，七口之家住在嘉义县一间二十平米的草寮里，甚至遭遇冻馁之虞。芸子姑给了爸爸一张爷爷当时的照片，爷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黑色旧棉袍，双手拢在袖口里，缩着肩膀，站在一个破房子跟前，一脸无奈，活脱一个老农民。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稳定以后，爷爷到了台北。芸子姑说，蒋介石曾经两次亲自登门，力邀爷爷出山协助重振党国光复大陆之大业。爷爷说，要让我出山，我的条件是“不纳训”。意思就是不听喝，不接受领导教诲。就如我们说，当官可以但是不学毛泽东思想不学“三个代表”一样。这是爷爷的托词，他想这下子老蒋就没辙了。这么说也符合爷爷的真性情，他一向无拘无束，什么人能管住他呢。哪知老蒋大约是真缺人手，又顾茅庐再次恳请，爷爷终于说出了实情：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我出山，儿子就没命了。老蒋只好知难而退。（如果爷爷出山，爸爸是不是没命，我想还不至于，爷爷是以国民党的思维来揣度共产党的，不过尽管爷爷始终安分守己直到六一年去世，大陆的儿子、没见过面的儿媳妇及孙女们还是因了他各有麻烦。）虽然爷爷始终隐居，老蒋和小蒋对他一直都不错，爷爷享受着高级将领的薪俸，在士林购置了一块几百坪的地产，这块地可谓风水宝地，从蒋介石官邸下望就可见到。爷爷在这块地上建筑起一栋排场的房屋，高大宽敞，均使用上好木质。院子里菩提树、枫树、南洋杉、铁杉、罗汉松遮阴，花坛里有十几种不同品种的兰花，还有桂花、茶花、昙花、杜鹃花、玉兰花、圣诞花、海棠花、茉莉花、玫瑰花、九重葛（一种有五种颜色的花）。爷爷就在花草树木的围绕之下颐养天年。每年爷爷和曹承德奶奶的生日，蒋经国都会代表老蒋来给他拜寿。蒋经国拜寿从来不和别人一起凑热闹，总是在一大早上班前独自先来，放下贺礼就走。爷爷在台湾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几年参加一次选举总统，他投的票举足轻重。台湾有一阵白色恐怖严重，调查所有大陆来人有否可疑背景。有人到台湾师范大学去调查在那里教书的刘长兰姑姑。师大管人事的老婆也是西安人，说有什么好调查的，她是刘荫远的侄女，于是调查到此为止。刘荫远虽然蛰居，名字依然好使。刘荫远在台湾的生活中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前面曾经说过三太太去世后他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上了华山求经问道，自此他对佛道生发兴趣，不过刘荫远一向落拓不羁，再研习佛道，他本人也是难于离开佛家所谓的“娑婆世界”。他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黄胪初，为人品德高尚，他们俩人曾经一同与徐永昌共事多年。抗战时期黄任第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五十二岁那年（一九三八年）在西安大兴善寺皈依心道大法师，一面公职，一面学佛。到了一九四六年已经身为中将的黄将军最终放下屠刀，退出战场，剃度为僧。到台湾后法号律航法师，道行日高。爷爷与律航法师常有往來，同时与佛界各法师甚是熟络。姑姑说那時的僧人确有道行，而行事低調，默默無聞，不像現在的一些和尚十分张扬，以至被众生视为神祗。爷爷在埔里乡下有一处住所，绿竹环绕，幽深清雅，有时他邀请律航大师到那里“受供旬日”，有时邀约几个大法师同去谈佛论法，有时他自己则去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修心养性。芸子姑说，爷爷十分想念爸爸，嘴上虽然从来不说，但总是提起爸爸的往事，有时还拿爸爸做榜样骂芸子读书太差，不像哥哥那样出息。到了晚年他的思念之情尤甚，常常梦见爸爸，之后一天心情都不好。芸子姑常和曹氏奶奶回忆我爸爸的往事，一听到她们母女谈到爸爸，爷爷总是长叹一口气，默默起身踱出户外，独自散步良久。一九六一年，爷爷带着不能再看上大儿子一眼的遗憾去世了，享年７２岁。去世时，于佑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总统题辞“谠论流徽”，严家淦题辞“謇谔扬休”。曹氏奶奶去世后与刘荫远合葬。在阳明山置一方墓地，白色陶瓷墙壁，花磁砖铺地，墙上右首镶嵌刻着老蒋先生题词的大理石横幅，左首严先生的题词与之相对，正中下方的碑文为蒋经国先生撰写。曹承德奶奶一直在国民党监察院作监察委员。她的身体本来是不错的，不料一天她去参加监察会，在台北车站附近一辆摩托车从她身后驶过，挂住了她的提包带，将她刮倒在地，摔断了骨头，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她本来就有糖尿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多，眼睛也瞎了。有一天她和芸子姑说，我梦见你长菘哥了，他就坐在我床前，我告诉他咱们西安的房子房契放在王子厚那，去把它要回来吧。曹氏奶奶叮嘱，芸子，你以后一定要找到你长菘哥，我是看不见他了。一九七八年曹氏奶奶去世。芸姑给爸爸带来了一个石英挂盘，上面蚀刻了爷爷的相片，黑白灰三色，爸爸后来一直恭恭敬敬地摆在书桌上，与他面对面，一抬眼就可以看见。台湾的亲戚说，爸爸和爷爷太像了，父子俩就这样对望着，在心里默默诉说四十多年的离情别绪。本来下边顺理成章地就该讲我爸爸了，但是关于我爸爸要讲的事情太多，我把他和我妈一起另开一章，放在后面。下面先说说我爸爸的弟弟妹妹——我的叔叔姑姑们。
1949年刚到台湾的爷爷。
律航法师（黄胪初）圆寂大法会。我爷爷也在其中。
挺好。我也在准备弄个东西，关于我出生的小村子的。一个村子的人，其实全是一个家族一个祖宗。想写一个《刘城史》，包括人物志。不同于宗谱，只一些名字。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不易办成。
叔叔——刘长菁夹缝中生存长菁是刘荫远二太太的独生子，我爸爸的弟弟。少年时期，这俩个同年生的兄弟十分要好，俩人同在南京上初中，放寒暑假一同回乡，又一同在返乡路上躲避绑匪；一同偷偷转回老家的学校，又一同被父亲责罚；一同在北京上高中和大学，又一同走上革命道路，献身共产主义理想；后来又都脱离了共产党，不同的是，爸爸一直坚信共产主义，长菁叔则背离了这个信仰。爸爸始终记得，长菁的性格有些软弱，有一年因为贪玩，两门课考试不及格，又不敢告诉大人。爸爸和长兰一起帮他瞒着，可是他自己心里不痛快，整天闷闷不乐。有一天他们的大表哥发现长菁不见了踪影，问起长兰才知道缘由。大表哥一想不对头，马上跑到长江边，果然发现长菁在江边徘徊，大表哥悄然迂回过去，从后面抱住长菁，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家。长菁后来考上了北京的民国大学，又迷上了京剧，专攻老生。天天到吉祥剧院听名家演出，然后反复比较学习。谭富英的《珠帘寨》里有一句“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长菁唱起来总觉得韵味不够，就一次次跑到戏院听谭富英怎么唱，一次一个大洋，连去四五次，只听这一句。听完了到西单牌楼天福酱肉铺，切上一盘酱肘子，坐在门外的一个馄饨摊子里，要一碗鸡肉馄饨，待上半天静静地回味。特别是冬天，雪花飘飞，头脑清新，更容易掌握其中韵味。终于有一天，他一拍桌子，有啦！只要在两个“啦”字中间加个“个”字，就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就这么简单，那四五块大洋白花啦！刘长菁在大学里已经唱京戏出了名，还是不满足，为达到唱做的完美境界，拜著名里子老生张春彦为师学戏。只要听说余叔岩在哪里有堂会戏，就跑到这大户人家门口，想尽办法连蒙带骗，钻进人家院里，一饱耳福。长菁叔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跟我爸爸说：“那时候为了听戏，施尽了‘钻’的功夫。如果入社会后肯用上那头功夫，早已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了。”他在社会上可不是会下功夫的人，一生都不得志。抗战时长菁到了西安，带领文艺团体为抗日官兵慰劳演出。在这一段时间，他受到左倾思想的鼓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和当时一切爱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热情去了延安，在“抗大”学习。可是我们这位刘长菁叔叔从小就是养尊处优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共产主义化”，充其量就是一个爱国救亡青年。先不要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的艰苦超出了这位公子哥承受能力，光是延安的肮脏就让他忍受不了（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有洁癖的）。更为恐怖的是，他亲眼看到很多从西安去的热血青年，被当作国民党间谍或CC分子，甚至什么名堂也没有，拉走后一去不复返。长菁心里惧怕有一天厄运会轮到他头上，一年以后他悄悄地逃离了延安，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长菁逃跑后被共产党追捕，又不为国民党所容。据爸爸说，有一个姓程的家伙，是爸爸大学的同学，和长菁同时在“抗大”学习。那人可能是国民党派去的，“抗大”毕业后即回到国统区在军统当职业特务（看来延安的整肃也不是横空出世），因为他在延安呆过，专门负责指认抓捕和审问拷打去过延安的青年（不管是逃离的还是共产党派出去的）。长菁就是受害者之一，一九四一年在重庆被这个程特务亲手逮捕。在狱中长菁亲眼见他审问和毒打地下党工作人员。幸而有了二爷三爷名声的保护，国民党才没有对长菁的共产党身份加以深究。长菁得到保释，也从此明白了政治的险恶，远远地绕道而行。但是他的处境始终十分尴尬，夹在两党之中，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江西某个不显眼的地方地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工作聊以谋生。即便如此，他感觉自己的行动并不自由，似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一九四四年他从朋友处得知了针对他的一项“有计划的谋害”，幸而时值农历新年放大假，他趁着这个空当赶紧逃脱。奇怪的是这个程特务一九四九年后化名陈某，摇身一变又成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的干部，先在某大军区当参谋，后来又当了水利局长。我爸爸十分气愤，意图检举此人（这一段我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结果如何不知道）。看了电视剧《潜伏》后我想，没准这人就是共党派到军统的间谍？但他为什么又对“自己人”如此恨下毒手呢？国共两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很难说清。写到这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二年刘荫远在南京时的随从赵武堂托人找到了爸爸。当年赵武堂二十多岁，大高个，经常带爸爸哥儿俩上街玩，有一年暑假还护送哥儿俩回老家。你猜怎么着，四十五年后的一九七二年 爸爸才知道，他是一个中共党员。四十年代，爸爸和长菁还保持着通信联系，一九四九年，当他得知长菁准备与他父亲等人一起赴台，赶紧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如果你不想离开大陆，就不要走，我有能力保护你。”长菁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如惊弓之鸟，他以为爸爸是替共产党作事情的，劝他留下的目的是把他交给共产党处置。他不敢听哥哥的劝告，还是带着老婆孩子走了。
见字如面在台湾长菁叔和爷爷一道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后来爷爷北上台北，生活好转，他一家人留在中部，依然是生活困苦体弱多病。由于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他行事十分低调，做一些挣钱不多发展不大的工作。他曾任担任过一家广播电台的编辑，也曾在中学教过书，也试图办杂志（《台湾文艺》，好像只出了一两期）。生活马马虎虎过得去。他生有六个儿女，五个在台湾，一个早年留在大陆外祖家里。一家七口人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仍然把有限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帮助两个学生完成学业。（一个是世交之子宿县余宗仁，后任大型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一个是山东候建，后任台大文学院长。）长菁叔的最大爱好仍然是“平剧”即京剧。由原来的正工调唱至六字调。家中有专用琴师。多次登台演出《法门寺、武家坡、大登殿、捉放曹、四郎探母、审头刺汤》。 还在电台录音《战太平、打鼓骂曹、坐宫、捉放宿店、洪羊洞》等多出剧目。他还教会了二婶唱《沙桥饯别、武家坡、梅龙镇、金玉奴、四郎探母、失、空、斩》，他的希望是有一天和二婶同台演出一齣双老生戏如《马鞍山》。只有在戏剧中他才找到了人生的平衡点，才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家乡。八十年代台海两边刘姓终于联系上了。爸爸亟盼与长菁叔在北京见面，可能是因为长菁叔的“政治历史”问题，他是属于“行动不便”的一类人，始终也没能离开台湾一步。两人只能靠通信联系。长菁叔晚年病痛缠身，哮喘和肺心病，住在养老院，活得很辛苦。长菁叔的孩子们——我的堂兄妹们都是普通市民，只有长孙女——我大堂哥的女儿刘昭仪与政治沾边，二零零四年嫁给了民进党立委罗文嘉。他们结婚时台湾各报是这样介绍女方的背景的：“身為男主角的立委羅文嘉說，第一次到太太刘昭仪家中拜訪，他的父亲拿出洋洋洒洒的家谱，要羅文嘉好好了解他們的家族。罗文嘉的妻子刘昭仪大有来历：曾祖父刘荫远曾任陕西国代，是保定军校出身，参加过同盟会。曾祖母曹承德曾任监委、陝西妇联会会長，与前总统蒋经国是莫斯科大学同学；伯公刘长菘信仰共产主义还留在大陸。”一九九三年长菁叔突然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回到大陆定居，在生养他的土地上终老天年。爸爸异常兴奋，立刻帮他联系一切定居事宜，不料事情还没有结果，长菁叔去世了。得到消息，爸爸胸口发闷，第二次犯了心梗。哥儿两个违睽半个世纪之久，后十年虽然得知下落，也只能“见字如面”，终于没能见面。
海鸥的文章是必看的，
又见渔翁出江湖，真激动呀。
大姑刘长兰丫头王在诸兄弟姐妹中爸爸和长兰的关系最好。从小时的玩伴到青年时期的志同道合，到成年以后绵绵不绝的相隔，互相惦念了一辈子。前面说过，三太太不能生育。她一直想领养一个小孩。三爷刘逸南的意见是要领就领自家的孩子，当时他的大太太刚生了长兰，他答应三太太说，等这个孩子长大一些就给你。长兰六七岁时，按照当初的约定到了南京，过继给了三太太，称她为娘，改称自己父母为“三叔三婶”。她的弟妹也都随之呼父母三叔三婶，并且很长时间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爸爸妈妈？”离开家乡后，长兰再也没有回过南宿州，直至生母去世。长兰是新家的宠儿，三太太视为己出，如亲娘一样呵护，刘荫远更是宠爱有加，半夜吃点心还要把她叫醒分一块吃。后来我爸爸和长菁也到了南京读书，一到家他就给他们立了规矩：你们必须爱护妹妹，如果你们和她打架，我不问情由，就治你们两个的罪。两个哥哥怕了长兰几分，给她取名“丫头王”。但是长兰并不以丫头王自恃，与哥哥们相处很好，她称长菘哥为“北京哥”，长菁哥为“南京哥”。哥哥们犯了错误，她出面在大人跟前为他们打掩护，或依仗二爷之宠，帮助哥哥们要钱。有时三个人联合起来和大人捣乱。三太太与爸爸的娘不和，再加上爸爸的嘴不甜，又不爱说话，很是不讨三太太的喜欢。爸爸对弟妹们宣言：“我是大气凛然，不在乎她喜欢不喜欢我！”可是深得三太太宠爱的长兰却与爸爸相处最好，两人都特别喜欢文史，很谈得来。他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有时围着火炉彻夜长谈《红楼梦》。长兰和爸爸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两个人常为此发生争论。爸爸左倾，读过很多马列的书，也参加了进步组织。争论起政治时事，特别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不善言辞的爸爸竟能滔滔不绝地为共产党辩护，长兰说不过他，赌气抓起身边的书或报纸向他飞掷过去。爸爸抓过书挡开报纸笑道，你别生气，走，我请你去喝咖啡，吃点心。哄得她又笑起来。后来爸爸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长兰猜到了，偷偷问，北京哥，你是不是共产党？爸爸说，你不要管。长兰断定他就是共产党，但是并不说穿，也一直替他保守秘密，也瞒住了家中顽固反共的二爷和三爷。长兰在北平时就读于西城南长街的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在当时的北平这是一间很有名的女校。电影明星张瑞芳和邓小平夫人卓琳都是她的同班同学。她和张瑞芳在考高中那天相遇，聊起天来，谈到了演戏，两个人都特有兴趣。张瑞芳拿出准考证，指着上面的照片给长兰看，说，这就是我演戏的照片。从此他们成为好朋友，张瑞芳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后泥洼找长兰玩。爸爸也和她很熟悉。长兰大学读的是燕京大学，学的是俄语。俄语老师中刘泽荣是最好的，他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过爸爸，现在又教长兰。长兰的俄语在班上是最出色的，因此，当刘泽荣被任命为驻苏大使馆参赞赴任后，临时聘用不到俄语教员，学校竟让长兰代课一年。“七七事变”以后，燕京大学西迁，先是迁址长沙，和其他院校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衡山，山上有个圣经学院。整个校园就是衡山。学生宿舍山头相隔，山间有瀑布乱石，有枫树，秋天枫叶透亮地红。下课在山里漫步，如游虚无缥缈之境。南岳最高峰为祝融峰，峰顶有庙，庙顶是整片的铜。因为高，屋檐上挂的冰柱终年不化。文学院学生组织了一个“南岳诗社”，白天登高望远，入夜秉烛赋诗。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怀。有男生写对联：“新年旧年逢年便过，好妞赖妞见妞就追”。浪漫情怀还导致了一桩悲剧，有一天长兰与同学上山采茶花，穿成花环戴在胸前。下山时见人群围在瀑布边，上前看究竟，原来几个同学游玩，一个女生喜欢红叶，有热心男生为其摘采，踏在石苔上脚滑失控，摔死。长兰姑给我讲这些事情时，我脑子里怎么也和亡国恨联系不起来，倒想起一句诗：“……隔江尤唱后庭花。”长兰在学校是个活跃的女生，多少年后，西南联大的同学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忆南岳，记长兰”。
巧遇黄杰文学院在长沙只呆了半年，就因日军的南下而迁移云南。到云南需要取道四川贵州。进入四川不久，车子坏了，学生们滞留在一个乡间旅店。放下行李，长兰要去吃饭，忽然发现钱包没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钱是在哪里丢掉的。当前的问题是吃饭，钱丢得一干二净连一顿饭钱都没有了。她搜遍行李，想找一些值钱的物品，去和老乡换点钱，果果腹。翻来翻去，只找到一块香皂看来还名贵一些，可是农民说这东西有啥子用，能当钱花？不要，只要金子或大洋。长兰沮丧，有金子大洋还找你们干嘛？晚上，长兰饿着肚子蜷在床上，有人敲门，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请你开开门，我有事和你说。长兰不敢开门。男子说，不要怕，我是好人，姓孔，是西北联大的学生，给你看我的学生证。他隔着门向长兰出示了学生证。他说，我知道你的钱丢了，我和你一样，也是半路上把钱丢了，可是我在汽车上用手捧着帽子，对乘客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衬几个钱作盘缠。果然募集到了一些钱。孔同学又说，我看你一天没有吃饭了，这些钱都是大家的资助，我愿意和你共同分享。长兰只好接受了“布施”，因为已经饿得不行了。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旅店里来了一队军人，还有一些女流。为首的军官皮靴马裤十分帅气，又颇有儒将之风，很是吸引女学生们的注意。打听之下此人叫黄杰。（这个黄杰是陆军学校第一期学员，与邓小平同期同学。 一九三八年六月之前任第八军军长，兼任第40师师长。六月在徐州会战中因指挥作战失利——说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行撤退，影响了战局——被撤职查办。后来又被派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此时他是去成都接收成都陆军军官分校，路经此地。）长兰忽然灵机一动，或许可以请他帮忙？她鼓起勇气去找黄杰，先是自报家门，抬出二爷三爷的大号，又说明自己的窘境，问他能不能带她一起去成都。黄杰非常有礼貌地回答，由于带着太太及其他家眷，他的车已经满员。长兰正在失望之际，又听黄杰接下去说，如果你不嫌弃，可以坐在卫兵的驾座旁。长兰高兴还来不及，岂有嫌弃之理？黄杰一路十分君子，如同对待自家的女眷一样照顾长兰。就这样长兰顺利地到了成都，又想办法从二爷哪里弄到了钱。
校庆风波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昆明成立的。自成立起。联大的学生就分成了很多派别，国民党、三清团、共产党、“民先”、群社，明的暗的，斗争很激烈，而且其中右派势力占上风。长兰没料到以前代教俄语课的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大麻烦。俄语让人想到苏联，而苏联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共产党国家，自然而然俄语就和共产党产生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学校里很多人都认为长兰是共产党。前面说过，长兰经常因为与爸爸的政治观点不同，两个人争吵，她不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当然不是共产党，但她是个进步的救亡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时，她积极地投身抗日活动，还参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长兰的“民先”身份是秘密的，但是她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旗帜鲜明。尽管师生中左右阵线分明，学校的民主空气仍是很浓厚，经常公开辩论学术和社会问题。一次外语系的学生开会讨论局势，一些学生就谁“站在抗日第一线”的问题指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拥共和反共的学生双方一触即发。一些进步学生十分激愤，但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对方，也不知道反共学生有些什么背景。这时长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谁抗战谁不抗战，大家看得清楚。你们可以以理服人，谩骂只能说明你们心虚。”接着她有理有据地摆出自己的观点，痛斥反共学生的言论。长兰讲完，大多数老师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她的同学们几乎不能相信这位身材矮小的女生竟发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一些进步学生以为她是地下党派来在会上发言的，右派学生也把她当做共产党人。学生中的斗争终于白热化。一九四零年十月的某一天是南开大学的校庆日，校长张伯苓专程从重庆到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南开校友会。校友会邀请了五个学生团体参加，却把进步学生的组织“群社” （民先组织）排除在外。具有三青团倾向的联大剧团将在会上演出话剧“地牢”。“群社”号召他的社员们不要去看戏，因为参加者右倾分子居多，以免惹上麻烦。长兰不管那些，还是去看戏了，而且坐在前几排。没办法，不管谁演，长兰对戏剧的酷爱保持了终生。戏演到一半，突然间场上场下一片黑暗——电断了。顿时台下哄闹起来，七嘴八舌地嚷道：“是共产党捣蛋！是民先分子搞鬼！是‘群社’干的！”剧团团长汪旸（三青团的）上台痛哭道：“为了欢迎老校长，我们赶拍了新戏，但是‘群社’剪断了电线，戏演不成了！”台下更是群情激愤，喊道，把共党分子抓出来！纷乱中矮小的长兰忽然站到椅子上，对汪旸大声喊道：“你撒谎！你凭什么说是群社搞鬼？敢拿出证据来吗？”一下子镁光突然大亮，灯光都聚集到长兰的身上，剧团团长一下子被问住了，他大声喊道：“她就是共产党！”台上台下人们七嘴八舌地喊：“打她！打她！”还有人在台下摔椅子，人们开始向长兰聚拢过来，一时气氛剑拔弩张，爆发在即。就在这时，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站起来了，走到台前，他对长兰说：“这位同学你过来。”长兰走过去站在张校长身边。张校长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说得不错，你们根据什么说是共产党干的呢？再说现在已经国共合作了，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张校长又说：“共产党就不演戏了吗？周恩来是我的学生，他在南开就演戏，还演过女的呢。请大家不要闹事，改天我们再演。”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张伯苓对长兰说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再节外生枝。双方学生都不服气。当天夜里“群社”立即开会商谈反击右派对策。连夜书写壁报第二天刊登，有人写打油诗“大会主席口结巴，剧团代表泪如麻，台上台下齐喊打，北平武戏不如他。”长兰的同学及好朋友张定华还写了小品文《李二嫂看戏》贬刺右派学生。而右派学生也在暗中策划反反击，要掀起更大的争斗。为了平息事态，张伯苓特别邀请西南联大五个团体（包括群社）代表开会，并请长兰列席，让指责长兰是共产党的学生向她道歉。再次强调大家应和睦共处，专心读书。然后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张伯苓先生曾是国民党参议会主席，并有江湖背景，他对长兰的保护，令她终身难忘。这段故事长兰姑讲得生动入微，据说这也算西南联大那时比较大的事件呢。无独有偶，长兰姑的好朋友张定华阿姨前些时候写的联大回忆录中也详述了这一段事情，与姑姑讲的出入不大，这两个老太太都九十多岁了，记性真好。顺便说一下张定华阿姨，解放后她曾任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办公室秘书。去年出版了由她口述她的女儿记录的回忆录《记忆深处的老人艺》。她的女儿和我在小学就是同班好友，我小时候去她家玩，张定华阿姨总是说，你长得像你姑姑。二十多年前，我们两个发小又先后来到澳洲同一个城市，友谊至今持续了五十多年。
远走他乡张伯苓走后不久，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了剧变，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件”是一个爆发点。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展开围剿。政府要来抓进步学生，地下党组织决定让联大的党组负责人和活跃的党员疏散躲避。共产党得到消息，在抓捕的黑名单上有刘长兰的名字。根据特务学生的报告，国民党把她当成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员，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地下党通过民先组织派人对她说，你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也要保护你，你跟我们一起撤离吧。长兰和他们一起悄悄离开西南联大，到云南的东南部山区隐蔽起来，在当地教小学。但是长兰最终还是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的军法机关逮捕了，在监狱的一间肮脏小房子里关押了一个月。提审时，审判官刘清芝一看，这个女子他认识，当年他曾是三爷刘逸南的秘书，眼下这位不正是三爷的大小姐，二爷的养女吗？对这位小姐他可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真是块烫手山芋。想来想去刘清芝想出一个折中办法，把刘长兰接到自己家里“关着”，像一家人一样好吃好喝招待着，可就有一样，您好好在家呆着，别迈出这个门槛。另一边厢他赶紧和三爷联系，磋商解决办法。好在云南驻军的副总司令关麟征是二爷和三爷在陕西的旧交，几经斡旋，长兰得以保释，跑到南京去读金陵女子大学。关于被捕一事长兰姑从来不提，是她的联大同学张定华阿姨讲给我听的。长兰有她的难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她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长兰姑离开大陆躲到台湾。一去就是六十多年，一切与国共的联系与纠葛，讳莫如深。长兰姑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无法考证。早年我听爸爸说过她加入过共产党。我也问过长兰的好朋友张定华阿姨，后者在西南联大时期入党，并且一辈子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张阿姨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长兰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共产党。二零零三年我去台湾时，曾向长兰姑求证，她矢口否认参加过共产党。是与不是，追究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过去的进步身份已经给她在台湾的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台湾也曾经有过像共产党在解放后审干那样的审查，调查所有大陆来人有否可疑背景。有人到长兰工作的台湾师范大学调查她。好在师大人事科长的老婆也是西安人，知道长兰家的底细，说，有什么好调查的，她是刘荫远的侄女，过继女儿，还能有什么问题。凭了刘荫远的名字，长兰安全过关。尽管她谨言慎行，埋头学术，但实际上她在台湾的很多行动受到约束，而且回大陆探亲受到多重阻挠。两岸关系松动以后，某日她收到了大陆一位不详其名的联大人士的一封长信，欢迎她回去，并且要联络许多西南联大同学开个盛大的欢迎会，还说要陪她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去旅游。这倒让长兰姑疑虑重重，她写信告诉爸爸，这封信无形中使她回乡的脚步更加延迟下来。一九九四年，长兰姑终于回到大陆探亲。是台湾亲戚中最晚一个回到大陆探亲的。在爸爸简陋的的住所，他们见面了，一句“北京哥。”一句“丫头王。”两人执手泪眼相看。除了与她的“北京哥”旧地流连，彻夜相谈外，长兰姑在北京十分谨慎低调，一切陌生人甚至过去的同学朋友一概不见（只见了张定华一人）。北京之行让她感到十分失落。回到台湾后她在一封信中写道：“离开北京将近一个月，回想在那里的日子，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北京整个变了，非昔日我在那时那样平静安宁，那样纯美娴雅，像一章蕴涵着潸潸诗意的散文。而如今却象一所刚刚拆毁的大宅子，东一堆西一堆显得乱哄哄。一些尚未拆除的景物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及至天安门、故宫等，也都像是灵魂生命均被抽取掉了的标本，只有模样，却失去了精神。而另一方面可喜的当然是和家人的相聚，特别是……我们自小时最谈得来的兄妹相聚……”也许长兰姑去的不是时候，一九九四年的北京正在反复地进行大规模的建筑物拆除和重建工程，再加上修建地铁，道路也被开膛破肚，确实如同一个大工地。如果她今天再来，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她记忆中的“平静安宁，纯美娴雅，像一章蕴涵着潸潸诗意的散文”一样的北京，永远不会再有了。长兰姑至今健在，她是师大英语系的教授。退休以后，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票戏，她领导着一个票友“国剧社”。唱打念做，不让科班，她曾登台票演 “萧太后带回令”， 寄来一张剧照，扮相容光照人。对于旧时家园的思念也就只能寄情于这“国剧”的一着一式中了。
1994年我爸和我姑在北京会面。
再发一张。
小姑刘长荪刘长荪我叫她芸子姑。是四太太所生。在见到芸子姑之前，我从来没有听爸爸谈起过她。我想是因为爸爸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待的时间不长，和这个才几岁的小妹妹相处的时间很短。几十年后芸子姑写信回忆，在她的破碎记忆里，爸爸住在北大街幼儿园里，每天煮小米粥吃；爸爸抱着芸子给她讲故事，喂她小米粥；一次长菁睡着了，爸和芸子给他画胡子；爸爸送给芸子一只俄国碗，还给她买过小花裙子。爸爸离开西安后兄妹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故事只能从台湾说起。在台湾芸子一直随父母生活，也算是“高干子女了”了，她从小时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家中水果，糕点成堆。一买布料，就是十几块，再加上别人送的，家中闲置布料摞得有人高。芸子的先生原来是国民党重庆号的年轻军官。我只知道重庆号在一九四九年初投诚共产党，不知道她先生是怎么去到台湾的。他的家人均在大陆，故招赘刘家。夫妻两人一直寻找商机做点大小生意，但是因为学无专长，做起事情十分掣肘。芸子曾经办过一个补习学校，一切东西都准备妥当，正要开张之际，突然人家发现她没有执照。她连需要先办执照才能办学都不懂得，学校自然没有办成。后来她又开了一个酒家，名字很雅致，叫“半雅亭”。执照这回有了，开张时十分排场，请来父母的旧好及各路名流来捧场。但是酒家开了只一个月就关张了，赔钱太多。芸子说，都是熟人来吃饭，不好意思收钱。还是当年二爷开茶馆的风格，全是记了她的账。芸子姑说酒家名字也取得不好，“半雅亭”与“半月停”音似，开不长久。后来芸子去了法国学习法语，说是给人家当管家。讲起在法国的经历，又洗又熨，一个人做几十个人的饭，干得很是辛苦，我听着觉得十分熟悉，不就是在老人院工作吗？我也干过。完全可以理解，初到异国的中国人谁能生活得滋滋润润呢？曹氏奶奶去世后，夫妻俩人的生活就完全靠了自己。芸子想起在外双溪刘家有一块地，是刘荫远购置的。那得追溯到五十年代了，刘荫远刚到台湾时，见当地没有橘子树，就在外双溪买了几百甲地（一甲地约0.97公顷）种植橘树。他自己没工夫打理山林，一年之后，将橘树林一部分交给一个同乡——那人原是国父卫队成员之一——管理。另一部分交给阎锡山管理。刘荫远这人向来豪气，没有与他们订立任何契约，甚至后来连地契都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芸子姑此时打算把外双溪的地收回来，一是可以在此择地将父母合葬一起，二是自己也可以有一笔进项。哪知事情过了二十多年，全变了，阎锡山早已作古，国父卫队的同乡也已经痴呆，他们的后人则认为那地本来就是属于自家的。芸子无凭无据，有口说不清，这几百甲地只好就这样算了。二十一世纪，那个地方是地产商热卖地段，算一算，刘家失去的土地价值几百个亿（台币）。一生豪爽的刘荫远若是地下有知，必是哈哈一笑道，千金散去还复来。但是在芸子手中，千金散去再也不复来了。八十年代初芸姑回国探亲，那时还是一个快人快语快乐无忧的中年妇人。她回去以后，初时还有信来，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二零零三年我到台湾，见到了各位长辈，唯独没有芸子姑。我问，芸子姑怎么不来？长兰姑说，她死了。我大吃一惊，她的年龄是诸长辈中最小的，怎么会呢？长兰姑说，芸子姑学过些法语，靠着私人教授法国人国语为生，在台湾，有几个法国人呢，这个市场十分有限，收入微薄。他们夫妻还和别人做生意，但是太实诚，不是这块材料，钱全部被合伙人骗走了不说，先生还遭人算计身陷官司。最后芸子姑无奈中破釜沉舟，动用了先父的社会关系——之所以说“破釜沉舟”，是因为此前爷爷立过规矩：他自己不会也绝不允许家人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办事，芸子姑为了救丈夫，豁出去了——找到国民党最高安全人员，才得以摆平。一次次的生意失败，债台高筑。为了还债，芸子贱价卖掉了士林祖业，另买了一个小房子，后来他们的生意再次失败，连小房也卖掉了。至此爷爷的家业已经消耗殆尽。老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都说多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还靠点谱。他们最后住的房子是廉租屋，在乡间靠山的贫民窟，旁边就是厕所。房子很小，靠山那边的墙都已经发霉发黑。屋子里又脏又乱，长兰姑曾前去探望，见到他们的惨状不免黯然神伤。“屋漏偏逢连夜雨”，二零零零年左右，芸子姑摔了一跤，她有糖尿病，摔跤后再也没能恢复，和她母亲晚年的情况一样。二零零二年春夏之际，在台湾贫困交加的芸子夫妇和他们的大儿子决定举家迁回先生的湖南益阳老家。大儿子在《中国时报》做了二十多年摄影记者，他办理了离职，拿了一笔五十万元新台币的离职费，作为回乡的安家费。此时丰腴优雅的芸子姑已经瘦得形销骨立，不能自己行走，她是坐着轮椅被推上飞机的。他们回到湖南一个月后就传来芸子去世的消息。
三 三爷爷刘世俊（刘逸南，刘莲舫）我的三爷爷叫刘世俊。他也是早年从军，一生戎马，但是他的性格和经历与他哥哥刘荫远完全不同。刘世俊从小做事一板一眼，按部就班，且用功自律。宁静简朴，亲亲孝悌，克己复礼，绝对的好孩子，深得父母和家人的喜爱。他从四五岁起就趴在桌上描红模子，爱不释手，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九岁起就给人写帖子。临涣的酱菜有名，逢年过节酱园一定要在酱缸上贴上红色字幅，以求利市大吉。刘世俊就是因为给酱园写贴在酱缸上的字帖名声初振的。到了十几岁时，已经俨然一个小先生，一到春节，远近老乡都来请他写春联。剃头店前贴对子：“拳打天下英雄，刀剃满朝文武”。药房旁边是茶馆，逢集有二三百人喝茶，门上对联每年重写一篇，内容不换，是“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老奶奶堂屋每年的对联也是一样的：“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他收集了很多字帖，有一套《三希堂》，爸爸后来经常阅读和临摹。刘世俊的诗词也极具文采，后来于佑任读了他的诗集，十分佩服，亲自为其写序。十三岁时刘世俊赴县城应考童子试，通过了县试，名噪乡里（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不料这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正赶上废除科考，刘世俊便改上了县立正谊中学。刘世俊上学后改名刘逸南，字莲舫。在中学读书四年毕业，考试从未下过第一名，深得当时的县令李松甫所赞许。刑场获救中学毕业后，刘逸南便离开家乡追随哥哥刘荫远到了陕西，任步兵一标标本部司书。辛亥革命，刘逸南和刘荫远一道参加了西安九月初一举事，之后始终跟着哥哥为革命奔走效力。西安起义后，新军派甘某（甘聘莘）、喻某代表陕西往湖北连络，刘逸南随同前往，走蓝田口出荆紫关乘船顺汉江而下。经过安陆时停船稍作休整，刘逸南想要上岸观光，甘先生说，岸上军队太乱，还是呆在船上安全。刘逸南不听劝阻，竟自己登岸到街市游览。说来也倒运，就在这时遇到一对查街士兵。他们见刘逸南的穿着和当地人不同，特别是那条卡其布黄裤，就认为他是清军探子，不由分说五花大绑押见队长。这帮人是民军，多是来自当地的乡村，听不懂外省方言，审问了几句，鸡同鸭讲，干脆宁可错杀一千，即下令绑赴刑场处死。也该着刘逸南不死。在押往刑场的途中，刘逸南见街上有一个军官，当时民军的军官胸前都挂着一个布胸章，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官位。刘逸南一眼看见他的胸章上的名字是“李亚东”。李亚东，河南信阳人，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早年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以至被革职入狱，在监狱中仍旧鼓吹革命，并参加军队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出狱，任汉阳府知府。汉口、汉阳被清军攻陷后，李亚东赴汉川招集溃军组建游击队，后率部归季雨霖。刘逸南街上遇到他时，他正担任季雨霖的高等顾问。刘逸南听说过李先生的名字，但是并不认识他本人。所幸他命悬一线之时，并没有乱了方寸。他脑筋一转，大声呼道，李先生，请留步！李亚东见状上前察问情由，两人几句话下来颇为投机，一见如故。于是李亚东亲自为刘逸南松绑解带，携手前行，带他去见司令季雨霖先生。听到刘逸南此行目的，季雨霖立即派人到江边邀请甘、喻两人上岸，一再道歉，并设宴压惊。民国四年，有消息传李亚东先生被袁世凯枪决，当时刘荫远、刘逸南正在北京，听到消息，都痛心不已。（另有一说：南北议和后，李亚东游说反袁，被江苏都督冯国璋所捕，押至北京入狱，袁世凯死后始获释。民国二十五年病卒）。甘聘莘后来调到南京，被选为陕西临时参议员。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熟悉关中的详细情况。关于陕西的一切报道均出自刘逸南之手。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民国史中陕西部分也录用了刘逸南报道的全文。
清廉县长民国元年，阎锡山的骑兵师师长赵守钰先生邀请刘逸南充任他的书记官，驻军包头。在那里认识了李涵础（即李培基）先生，李先生当时是《晋边日报》的主编，请刘逸南为编辑助理。民国三年初，刘逸南到了北平，进入崇文大学就读，专攻文书专业。当年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于北平龙泉寺，被禁期间，章先生每日讲学，刘逸南必前往聆听，从不缺席。章先生讲授的《小学答问》给刘的学识打下了根底。民国五年他又去日本求学一年。回国后他受到商震先生的邀请，到了商震的三十二军任职。为其掌记室（即书记或秘书）从此他跟着商先生有三十年之久。商震的势力范围是河北，民国十七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商震为第一任河北省主席。他把手下人都提升为省政府委员，包括刘逸南在内。刘逸南作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天津县县长，月薪很高，六百大洋（当时北大清华的一级教授也就是六百大洋而已，一般教授三百大洋，连中学教员的一百多大洋都算是很高的了）。不仅高新，该职位是一个大肥缺，七省货物的吞吐都要经过天津港，每天经手款项无数，且行贿者络绎不绝。刘逸南廉洁奉公，拒绝收受任何贿款，但是因为行贿者太多，难以应付，他只做了一年的县长就自动辞职。他叮嘱家人说：“今后吾家子孙再不得作此等官。”虽然两袖清风，挂冠辞去，他还是遭到后任的垢骂，说他害死后任，因为清廉规范一旦建立，后任也难以从中渔利。在民国政务档案中，还可以查到“ 刘逸南恳请将税收仍归县承办、仅将税款解市备用及陈明辞职原因给商震的信”的案卷（案卷号为614-2-105）。刘逸南生性俭朴，从来不乱用一文钱，又十分忠于兄长。小时候每从父母处得到一个小钱都要交给哥哥。出门在外又把自己挣的钱悉数交给哥哥花销。而刘荫远则是一个视钱财为粪土的人，只要钱财在手，立即浪掷无存。刘逸南从无怨言，老年的刘逸南先于刘荫远去世，刘荫远每想起弟弟对自己的忠悌，便痛心不已，忏悔不已。刘逸南，人称三爷，性格虽然温儒，但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从不动摇。比如，对兄长无论多么忠诚，但是从不沾染他的坏毛病，不抽不赌不嫖。他一辈子没抽过一口鸦片烟。刘荫远四十岁生日时，家里摆了六个烟盘子待客，刘逸南负责陪客，客人吞云吐雾，三爷招呼周到，但是无论人家怎么劝说，他就是鸦片一口不沾。他也从不寻花问柳，对于二爷的风流浪事，他一是劝说，若是劝说不动，就取迂回战术，私下通报二爷的家人出面解决。与当时大小官员相当普遍的“吃喝嫖赌抽”相比，的三爷可以说是“拒腐蚀，永不沾”了。可谓不简单。回乡梦辞去县长职务，刘逸南又回到三十二军当秘书长。但混迹官场始终不是他想做的事情。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只有一个心思，返回家乡，侍奉双亲，安安静静地埋首读书，赋诗写字。他深知父母最疼爱他，并不在乎他官爵多高，也不期望他光宗耀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守在身边。他爹刘与全去世后，他归心更切，可是他又与启予先生感情非常好，不忍心独自离去，在忠孝之间徘徊无定。正在此时抗战爆发，家乡沦陷。刘逸南只好暂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平学生的抗日热情高涨，女生学习护理伤员，男生学习开战车，老百姓在街上堆沙袋，准备巷战。因为刘逸南是河北省政府委员，日本人派汉奸来疏通，让他当维持会委员，遭他拒绝，汉奸含恨离去。刘逸南知道北平不可久留，立即撤离，跟随商震先生，转战河北江西湖南等省。湖南大捷之后，商先生调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刘逸南任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刘逸南再次请求退役回乡，仍不得商启予放手，反而被调到国防部任军法官，领衔少将。一九四七年他母亲以九十三岁之高龄在家乡去世，他与哥哥刘荫远竟不能回乡奔丧，因为那时家乡已经成为国共两党的拉锯地区，共产党势力益盛，淮海大战打响在即。兄弟二人的回乡梦已经幻化。刘逸南此时只好放弃“私心”，全力从“公”，无奈人微力薄，无补于大局。全数人马撤到了台湾。刘逸南曾在南京石榴园盖了一溜房屋出租，还在夫子庙造了一间小楼，开了饭馆，招牌菜是烩赛螃蟹。去台湾前，刘逸南卖了所有地产作为盘缠。到了台湾，刘逸南不愿意再担负重任“累及国家”，就没有再去军部报到，当起了一介平民，靠以往的积蓄过着简单的生活。他的儿子长华在建设厅工程总队工作，收入很少，不足以供养双亲。最初四年他还要担负小女儿的教育费用，没有收入只好典当衣物，以至家中长物，拍卖净尽。一九五四年冬天，他突然想起往日曾写过一本《古今词选注》，心想此书若能出版，还可以挣些花销。他讬刘荫远向于佑任院长求写一叙。刘荫远与曹承德亲自携稿拜望于佑任先生，于先生略读数页，大为赞赏说：“好书，我一定要给写叙言。”回家的路上，曹承德十分高兴，对刘荫远说：“于先生高德硕学，能蒙他如此嘉许，实在是不容易。你有这样一个弟弟，真值得骄傲。”可惜此书交港商刊印，尚未见出版，人已西归。（今年长兰姑告诉我，台湾现正在建立于佑任纪念馆，收集于先生的文章字迹，他们已经把于先生写的序交给了纪念馆。）刘逸南还有个打算，写作《中国小说史话》。可惜仅仅写了几千字的绪论便遽然长逝。刘逸南体胖，有高血压。在台湾带侄孙（刘荫远的孙子，我堂哥）刘玉铭，一次玉铭出了一点轻微车祸，刘逸南一着急，脑溢血迸发，不治而死。享年六十五岁。其时一九五八年。商震于一九四九年后去了日本，与他在台湾的老部下鲜有联络。七十年代他来大陆访问，政府以贵宾规格接待。爸爸托他的老同学、统战部秘书长彭友今询问商震，刘逸南是否健在。商震答：尚在。在日本生活的他并不知道刘逸南其时早已作古。
照于三十年代中期。前排左起：曹氏奶奶，芸子姑，长菁叔。后排：爸爸，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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