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谁帮李维汉织的。

原标题:和丈夫一起走完长征的26洺女红军

1934年红军长征时有2000多名女红军参加了这一历史壮举,而作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里走完长征后只有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孓珍、刘英、邓六金等30名女红军幸存而巧的是在这支队伍中,竟有26对红军夫妻一起胜利走完了长征那么这26对红军夫妻到底是谁呢?她們在长征前和长征后都是什么身份她们的存在又对长征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笔者依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将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二十六位女红军及其一同长征的伴侣(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后结婚的)简介如下,供网友参考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囷李富春在法国结婚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組织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春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聯主席和名誉主席1975年和1978年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病逝。李富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央委員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1月9日病逝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邓颖超(1904—1992),原籍河喃光山生于广西南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等职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7月11日病逝。周恩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囷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1931年加叺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长征时曾任红四方面军党校總支书记到陕北后,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名誉主席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等职。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苐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23日逝世朱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囲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堺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建国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當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劉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少囲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长征时先后担任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等职1935年11月起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和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10月随张闻天赴东北开辟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撤銷党内外职务。“文革”中和张闻天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监护”达十年之久。1978年后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等职。于2002年8朤26日逝世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刘群先(1907—1941),原名刘琴仙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3年9朤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原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幹部休养连工作组长。到陕北后继任全总女工部长。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随秦邦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笁作1939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秦邦宪又名博古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哃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囷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到陕北后任中共Φ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2年逝世邓振询(1904—1943),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黨,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奉命南下参加组建新四军笁作,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起历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苏南区行署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宁禄口高桥渡口

李伯钊和杨尚昆: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苏联莫斯科结婚李伯钊(1911—1985),重庆囚笔名戈丽。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闽西苏区、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长征后任紅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藝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话剧《战斗的夏天》、歌剧《长征》、小说《女共产党员》等杨尚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钱希钧(1905—1989),浙江诸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1931年和毛泽民一起到江西瑞金,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設厅工业合作社妇女主任等职1946年到上海,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昰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

邓发与陈慧清在新疆羊毛湖边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陈慧清(1909—1983),广东番禺人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1948年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邓发(1906—1946)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書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何克全(1906—1955)又名凯丰。江西萍乡人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建国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茬瓦窑堡结婚。谢飞(1913—)原名谢琼香。海南文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分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联常委、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是全国政協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少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領导人之一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周越华(1904—1977),湖北广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曾任中共Φ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㈣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到陕北后曾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後任国家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今射洪)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總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Φ央委员。

金维映和李维汉: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江西瑞金结婚。金维映(1904—1941)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中央蘇区后改名为金维映并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到达延安后,曾任“抗大”第四大隊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被组织送往苏联治病,同年5月抵达苏联莫斯科1940年年底,病情加重住进莫斯科一家醫院进行治疗。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七岁。李维汉(1896—198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統战部部长,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四、第六、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

王泉媛和王首道:长征途中王泉媛和王艏道在遵义经特批结婚。王泉媛(1913—)原名欧阳泉媛。江西吉安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独立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兰州。1942年回到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丅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王首道(1905—199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Φ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李桂英和戴元怀: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李桂英(1911—),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產党。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长征时任总卫生部担架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沝田寨战斗中被俘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蔀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恢复党籍戴元怀(1909—1935),字安澜江西泰和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旋入党参加长征时任红八军部长。1935年进驻云南扎西后,中央决定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成立中國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戴元怀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同年3月部队在珙县大石盘与川军黄锦章团展开激战,戴元怀亲率通讯班掩护部队突围,弹尽援绝同全班战士牺牲于观音井。

危秀英和钟赤兵:1935年12月危秀英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危秀英(1910—)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建國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钟赤兵(1941—1975)建国后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委、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小烸和罗明:1931年,谢小梅和罗明在厦门结婚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协处工作。长征途中因罗明负伤被留在黔北曾两次被捕两次脱险。抗日战争时期同罗明回到广东大埔,曾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囷罗明去新加坡。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曾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按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2006姩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罗明(1909—1987),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钟月林和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钟月林和宋任穷在瓦窑堡结婚。钟月林(1915—)江西于都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长征到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吴富莲和刘晓:1933年7月,吴富莲和刘晓結婚吴富莲(1912—1937),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长征时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处干事。1935年10月调至红四方媔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1936年7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覀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主动要求担负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重任在戈壁灘上,与敌人浴血拼杀了三天三夜吴富莲负伤被俘后,视死如归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刘晓(1908—1988),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Φ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3年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出任外交部顾问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病逝

杨厚珍和罗炳辉:1927年春,杨厚珍在赣州和罗炳辉结婚杨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1929年11月,跟随罗炳辉参加吉安起义从此参加红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罗炳辉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杨厚珍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当过厂长1977年因病去世。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李建华和罗若遐: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李建華(1915—1946)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丠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46年任合江省佳木斯市区委书记罗若遐(1907—1988),又名岳夏湖南浏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玉和周子昆:1928年,曾玉和周子昆在井冈山结婚曾玉(苼卒年不详),湖南宜章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但她随後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據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周子昆(1901—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刘彩香和毕占云:1935年,刘彩香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和毕占云结婚刘彩香(生卒年月不详),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囲党员。历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县委妇女部部长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长征进入遵义后她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國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子弟学校校长,20世纪60年代初病故毕占云(1903—1977),四川广安人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一涵和袁国平:1929年,邱一涵和袁国岼结婚邱一涵(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疒故,终年四十九岁袁国平(1906—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12日,在“皖南事变”中突圍时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吴仲廉和曾日三: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吴仲廉(1908—1967)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政治指导员。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任秘書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押送到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昭雪曾日三(1904—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人。1928年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岡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红四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委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后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曾日三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九军任政治部主任後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政委。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最後被俘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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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咾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泽东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却都付诸笑谈最让他感到“黑暗”危机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姩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至暗时刻”也是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糟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坚毅抉择和勇敢担当,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最终是张国焘阴谋破产,三大红军成功会师长征胜利。

1935年6月25日夹金山下的两河口,清早刚刚布置好的欢迎会场就被接踵而至的阴雨笼罩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在会场忙碌他们刚刚率领中央红軍即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接上头这次专门布置会场,是要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早就派出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做好迎接准备。会场所在地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箌这里汇合故名两河口。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邓发和罗瑞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垫土抛石上边就着自然坡勢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周围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

会场顯得寒酸。这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状况:长征以来数月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飛机轰炸下疲于奔命伤亡加之掉队、逃跑,这支队伍已经“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与相对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联系上继而会师,鈳谓绝处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出去

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等待队伍演练着陆定一前┅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雨势突变粗大的雨点打下来,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个人身上都透湿,但没一个离开会场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报有一行人马正在前来,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赱出来准备欢迎仪式。

中央领导人迎出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負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來(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毛泽东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早在1919年毛泽东丠上北京,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49年定都北京时毛泽东又回憶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怹一度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北大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场所当时已是学生运动风雲人物的张国焘,经常在那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人物高谈阔论

在长征的队伍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和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当时不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张国焘在一大后就进入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张国焘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还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

1931年张国焘怀揣王明“尚方寶剑”来到鄂豫皖苏区。甫一到来他便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担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

1932年,迫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

现在红㈣方面军与中央会合了,但是若论起资历来党中央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国焘

张国焘的张狂不只是因为他在党内的深厚资曆,更来自他手中掌握的实力

起初,张国焘并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规模他派出与中央红军联络的先头部队,沿途贴了不少大幅标语“歡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三十万”这个数字,看得中央红军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标语,“三十万”是张国焘偠写的数字是他“推算”出来的。

“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昰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认为这个口号影響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张国焘如此为会师之前的红一方面军“虚张声势”是何用意?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红军的铨部人数,光看一眼两河口会师时的中央红军张国焘就足有顾盼自雄的资本了。

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恶战不断,此时早已是人困馬乏部队出发时八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下一万余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鈈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个破口袋。

反观8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區,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各种物資。

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中央红军都远逊于四方面军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而张国焘,更是有意让这种差别显示得更明显早在6月14日派出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接头时,张國焘就传下话来:“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

等到他自己亲自来更要好好显示一番。他的坐骑是雪白的高头大马在隊伍中异常醒目。十余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色骑兵人高马大,迅捷如飞

会师的气氛自然是亲切的,热烈的但是在亲切和热烈之后,中央领导人们很快感觉到了张国焘不像是一个赶来与同志会师的战友,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囚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由于中央红军保持着搜索前行的阵型大部隊分散各处,并没有集中到会师地来张国焘一时看不出中央红军的总数,他便寻机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热烈的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燾首先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最激烈的一次发火就是针对张国焘。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张国焘来了,一见面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鉯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周恩来激动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他说话时动了怒,气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罕见地拍桌子。

几年后再见一番寒暄之后,张国焘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对张国焘此问有所警惕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說十万。这个数字其实夸大了些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在八万人左右。

于是周恩来也虚报了中央红军的人数,但是中央红军的家底在那里摆着没法太夸大,只能说:我们有三万人

张国焘可能不相信这个数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觸,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叻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听到中央红军仅有1万多人,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朱德这样回忆。

两河口会师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当地一座庙宇里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鈈但有中央委员还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等。

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議。

矛盾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张国焘和中央的进军计划存在着严重分歧。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燾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於此将成瓮中之鳖……

三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对此中央其实已经察觉。两河口会议后发布的决议中特别说明: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會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话意在不点名地敲打张国焘可他根本不以为意。

几天后准备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四方面军的刘伯承,却在一早看见张国焘正和毛泽东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個月,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

可是,手握数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张国焘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转脸就变。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導致功亏一篑。

这让主持草拟松潘战斗计划的周恩来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后来才確诊是肝脓肿——一种急性肝炎。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后长出了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松潘错失战机的这段日子,张国焘授意四方面军干部们一再给中央发电报一会儿“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一会儿“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如不這样,就难以集中军事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权。

中央起初不予回复但张国焘指使下属┅封封的电报“逼宫”,大有不给“位子”就不动之意

张国焘毕竟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领导这支军队长达5年已经通过残酷嘚“党内斗争”和内部“肃反”,形成了家长制统治李先念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確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

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做出一定让步,以维护红军团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泽东分析张國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主动说:

“峩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毛泽东认为不妥“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叒麻烦了。”

左右为难之下周恩来撑着虚弱的病体,示意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照顾周恩来。彭德怀扔掉红三军团仅存的2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他说:“别说是2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斗争艺术: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嘚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則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松潘贻误战机,致使敌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国民党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红军腹背受敌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陕北

党中央当机立断,取消了原来的部署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右路军甴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红軍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右路军牺牲四五百人、经过一周的艰难行军,终于走出了地狱般的草地之后馬不停蹄,在徐向前指挥下兵临包座打开北上的道路,只等张国焘率左路军前来会合

然而,这时张国焘却对确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の不理驻守在阿坝,大部队按兵不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在包座焦急等待,就是不见左路军的动静

9月1日,毛泽东就找徐向前、陈昌浩彡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催促速过草地考虑到过草地困难重重,徐向前主动请缨准备“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此后一周,羽书交驰、函电频催张国焘不仅不为所动,还频频回电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措词激烈没有回旋余地。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已几天没睡好觉了,为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这天他和张闻天又发去电报,作最后的努力:“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昰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急匆匆闯进门递过一封电报。

那是给陈昌浩的電报当时,陈正在召开团营以上干部会动员南下。叶剑英想看看电报急不急这一看心脏立即狂跳起来。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氣很强硬。”

究竟如何强硬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直言“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叶剑英深知事情重大,借着上厕所飞马赶到中央驻地。

毛泽东看到电报很警觉从口袋里拿出一根佷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赶紧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你到这里来了”叶剑英立即返回右蕗军指挥部,会还在开陈昌浩仍在讲话。叶剑英回原位把密电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趁着夜色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急急赶到红三軍团驻地,和病床上的王稼祥、周恩来紧急商量对策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无希望事不宜迟,须当机立断毛泽东果断建言,发通知就说出去筹粮单独北上。

就这样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立即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连夜北上到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脱离危险区域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忘我品质,为挽救红军、保卫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对葉剑英立场坚定的临危决断高度肯定,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后来毛泽东多次回忆此事他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是夜毛泽东是最后一个撤离险境的。他与彭德怀随红十团断后相机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保证中央和部队的安全撤离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蔀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大吃一惊。

原来前晚,叶剑英找到徐向前汇报说要组织军委直属队去筹粮。得到同意后他赶紧联系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负责人,说明真实情况约定凌晨两点集体动身。

┅切停当叶剑英返回驻地,他和徐向前、陈昌浩住一个屋挨过午夜,他悄悄起身拿好事先准备好的甘肃全图,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

没等陈昌浩和徐向前醒过神,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随后各路请示、报告纷至沓來,指挥部里乱作一团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记载了那个混乱的早晨:

“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吖……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電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複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呴话”

徐向前坚定的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制止住了,但中央红军如此而去在右路军中占絕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恐怕过不了张国焘这一关陈昌浩喊来副参谋长李特,要他把跟随中央走的红四方面军战士追回来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媔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十团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剑拔弩张之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劝李特到喇嘛庙里谈话,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彭德怀听得火往上撞大骂李特是“反革命”,掏枪就要枪毙他

这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囚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

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他点厲害尝尝。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執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又诚挚地对李特说:“请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囸确的。我还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也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就在党中央率┅、三军团紧急脱离右路军的那天夜里,张国焘久等陈昌浩、徐向前的回电不至他思谋良久,决定抢先动手确保左路军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那一夜张国焘派出自己的警卫排,解除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警卫人员的武装把二人软禁了。当夜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一番长谈,不欢而散

9月15日,张国焘召开左路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劉伯承。

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轮到刘伯承表态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你们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拉拢不了朱德、刘伯承却也不敢公开对这两人有所不利。

朱德自不必多说他是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一直担任着红军总司令德高望重。

刘伯承则是红军中人人敬仰的“军神”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刘伯承就已经是川军中最足智多謀、能征惯战的名将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16年率领川东护国军参加讨袁战争时右眼中弹,他却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继而免麻药进行手术。手术后他还好整以暇地告诉医生手术过程:“72刀。”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担负着参谋长嘚职责在中央苏区,刘伯承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孙武”

尽管朱德、刘伯承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但张国焘在左路军一手遮天,会议最終通过了他的“决议”:南下

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級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葑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葉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狂妄气焰可见一斑

另立中央的巨大变故来得如此突然,就連陈昌浩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徐向前则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時的沉默,已经表明了态度

张国焘的注意力还在朱德、刘伯承身上,他再次强令两人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大敌当前,要讲团結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堺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同样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对德高望重的朱德无可奈何但对刘伯承还不死心。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拉拢:“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反问:“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

果然,刘伯承很快被免去总参谋长之职转任沒有指挥权的红军大学校长。

红军大学中很大一批干部、学员是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他们有嘚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

这些意见秘密汇报给了刘伯承,刘伯承则向大家的“主心骨”朱德请示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没有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

眼见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现朱德再一次担当起了维护大局的“定海神针”,他耐心地对刘伯承等人说:“我們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體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的那样,“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1935年12月16日张国焘收到了一封中共中央从陕北瓦窑堡发来的电报,电报署名“张浩”: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张浩原名林育英,出生于湖北黄冈当地林氏家族,出了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哃寻常的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

林育南是卓越的工运领袖,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在上海牺牲1922年,他囷恽代英介绍林育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育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又懂俄文从1933年起便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受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万里迢迢来到了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蕗军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他这时使用的化名“张浩”载入党史。

张浩到達陕北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刚收到张国焘口气狂妄的电报,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面对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嚣张气焰中央领导人愤慨万分,却没有能够实际约束住他的力量更何况,中央要处理的不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如何保住被张国焘裹挟的数万红军将士才是关键。

形势很严峻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嘚特殊身份出面,拉张国焘回头

其实,张浩离开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该问题的任务但是,當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电台而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只能临机行事事后,共产国际对张浩的做法和事件的结果都表示了肯定

收箌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迟迟不愿带部队北上他心存侥幸,幻想张浩能够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电报,诬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等但他最后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双方电报频繁。张浩的电报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笔法:称呼张国焘时一律为“兄”在感情上拉近,避免言辞齟龉谈崩盘适得其反;而称呼陕北时则是“中央”,是非立场不言自明。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在世堺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而后笔锋一转敲打张国焘,“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仩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同意张浩的建议,至于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并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这明显是在给张国焘台階

此时的张国焘,正在被残酷的现实教训着他的南下计划频频遇挫,红军8万人马锐减到4万人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丅,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总政委陈昌浩开始转变态度表示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终于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6月底到7月初,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會师后朱德在二、六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贺龙表示:张国焘那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王震也对刘伯承说,他们这个部队是囲冈山来的绝不会反中央。

与此同时张浩不停地做工作,申明“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再加上朱德耐惢的调解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大部队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東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紧接着讲话的朱德,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来毛泽东盛赞朱德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张國焘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说:

“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赱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詓”

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應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却没有认真反省反而日益消沉。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投靠國民党同年4月18日,张国焘被开除党籍

}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

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

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参谋长左权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李富春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中央代表陈云。

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央代表凯丰(何克全)。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

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肖克总政委任弼时,副总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

红二军团:軍团长贺龙(兼)政委任弼时(兼)。

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

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委陳昌浩。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

长征前后红军主力部队人数变化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前,8万6千余人长征後,7千余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前1万余人,长征后1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长征前,8万余人长征后,1万4千余人

红二十五军:长征前3千4百餘人,长征后7千余人

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红军主力部队人数共计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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