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兴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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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兴国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兴国是赣南早期党员最多、建立红色政权最早的地方。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以后，兴国就涌现了一批勇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至1926年夏，在外地入党的兴国青年就有18人，是赣南早期党员最多的县。正是这些党员回到兴国建立了赣南各县最早的党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和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斗争。1929年3月，兴国暴动胜利后，中共兴国临时县委在县城治平观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赣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选举19人为委员，9人为执行委员，肖芳全、陈奇涵、胡灿、黄家煌、鄢日新、肖正介等6人为常务委员，肖芳全为主席。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通过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十大政纲》，宣告了工农革命政权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拥护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合工人、农民及各界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提供了政权保障，为红军来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来兴国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兴国是苏区时期毛泽东最为关心的地方。
　　兴国是江西开展革命最早的地方，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兴国。1929年春他第一次到兴国就住了10天，亲自起草《兴国县土地法》，帮助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出席群众大会，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这期训练班培养的干部，成为两年后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骨干。《兴国县土地法》是根据《井冈山土地法》修改而成，但有“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即把“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这个改正，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毛泽东语)，这一政策的改变，使兴国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成功。
　　毛泽东一直关心兴国的土地革命斗争，1929年夏红4军到闽西后，他还写信给兴国县委，了解土地分配情况，指出革命斗争中要慎重对待富农，“不要集中目标攻击富农，不要无条件反对富农”。1930年3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兴国，对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扩大红军、如何支援前线等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土地分配一是要“分”，二是要“快”。在潋江书院，毛泽东接见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肖华，听取了工作汇报。并亲自指导召开了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7月，毛泽东率部向长沙进军途经兴国，指示兴国进行第二次分田。10月，为了掌握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推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新余罗坊找红军队伍中的兴国县永丰区8位农民作了《兴国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掌握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和实际表现，进一步明确了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为指导苏维埃制定政策找到了可靠的依据，纠正了错误做法，从而引导土地革命朝正确方向发展。
　　1931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兴国县成功地指挥了一场以少胜多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1年8月，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当选为代理书记，第一次执掌了苏区的党权。1932年8月，毛泽东在兴国坝南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任命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再次执掌军权。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苏维埃运动、群众生活等问题，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长冈乡的工作，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代表们赠发了《长冈乡调查》，并欣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予兴国的代表。
　　毛泽东在兴国留下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这三篇文章叙述的是关于土地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找到了土地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指导整个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三篇文献，1982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一书。
　　1931年至1934年，中共苏区中央局、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与总前委、中央兵工厂、中央红军总医院和军医学校、中央造币厂以及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省苏工农银行、省邮局和中共赣南特委都曾先后驻扎在兴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项英、王稼祥、张闻天、徐特立、谢觉哉、李井泉、李富春、曾山、耿飙、谭震林、蔡畅、何长工、滕代远、欧阳钦、杨立三、吴亮平、陈正人等都在兴国工作和战斗过。共和国10大开国元帅有8位（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林彪），10大将有黄克诚、张云逸、罗瑞卿，上将有张震、张爱萍、朱良才、刘亚楼、杨勇、杨成武、杨得志、李志民、李聚奎、陈伯钧、肖克、肖华、陈奇涵等都在兴国工作战斗过。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将、少将以及建国后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担任领导的老同志，当年也曾在兴国工作战斗过。
　　第三，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在日红1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第三次反“围剿”战略总方针，是继续采取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部来打，利用苏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避敌主力，选择敌人较弱的一路首先击破，然后各个击破。最初设想“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考虑到闽赣边是新苏区，“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所以，当敌人从抚州向闽赣边厚集兵力，急欲与红军决战时，总前委放弃了在闽赣边布置战场的设想，千里回师，全方面军3万余人于7月28日在高兴完成了回师集结的任务。本来红军选择较为薄弱的富田、陂头以东敌后方联络线作为反攻作战的第1个方案，但进入沙村后，发现国民党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赶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敌情骤变，红军忍耐折回高兴。这时，仅剩高兴墟及其附近几十里的地区可供红1方面军集结。兴国城、崇贤及沙村均被敌人占领，三面受敌，西面又是赣江，形势十分危急。总前委果断决定“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敌后方”，先取敌中路最弱的上官云相第3路进击军。
　　莲塘战斗 8月5日晚，红1方面军3万余人，冒着倾盆大雨，从高兴悄然行进，一夜间穿越敌蔡廷锴与赵观涛两师之间20公里间隙地带，拂晓到达莲塘附近。6日中午，红3军团1师师长李实行带一连人与敌人抢占安凤山制高点，不幸中弹负伤，后牺牲在茶岭红军总医院。7日拂晓，红军向十万洲的敌人发起总攻。消灭了谭子钧旅。混战中，谭子钧被击毙。毛泽东评价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发觉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良村战斗 7日上午9时，莲塘战斗结束，敌溃兵沿着来路向良村逃跑，红军衔尾猛追，在良村歼敌54师主力1个旅又2个团和1个直属工兵营。敌54师副师长魏我崴、旅长张銮诏被击毙，监军长刘春荣、161旅旅长王育德等被俘。
　　黄陂战斗 8月8日，红军准备攻击永丰龙冈的敌人，但得悉龙冈守敌已急电求援，遂放弃龙冈的有准备之敌不打，主力部队连夜挥师东进，奔袭80里外的宁都黄陂之弱敌。11日，在黄陂一举歼灭毛炳文第8师4个团。这时，敌人才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附近。于是，各路敌军纷纷掉头东进，向黄陂包围。而我军则当晚就主动撤出黄陂，隐蔽在宁都阳斋一带休整。只派出34师继续诱敌东进。
　　8月15日晚，红军主力从阳斋经良村中洲，穿过敌蔡廷锴与陈诚部队间约10里的间隙，于16日抵达兴国枫边、城冈一带集结休整，8月底，再度西移到茶园、隆坪、永丰一带。9月初，两广军阀联手通电反蒋，出兵湖南。蒋介石电令“围剿”军总退却，组成援湘大军入湘作战。
　　老营盘战斗 老营盘一战是遭遇战。红军原计划集中兵力在高兴歼灭退往泰和的蒋鼎文第9师。但蒋鼎文第9师在9月6日晚就到了老营盘、黄土坳、墩丘一线。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与总部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于7日凌晨与肖克独立5师在高明山、牛轭岭、野猪窝的三角地带将蒋鼎文独立旅分割包围，不到半天时间就将该旅歼灭。
　　高兴战斗 老营盘战斗打响后不久，敌19路军蔡廷锴3个师、韩德勤第52师闻讯参战，敌人共投入5个师6万多兵力。这是中央苏区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双方激战3天，战线长达70多华里，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最后打成对峙，红军在这一仗中伤亡达3000多人，牺牲了曾士峨、邹平两位师长。打死打伤敌人1万多人。在战场中心高兴一带，当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个当年兴国县最大的墟镇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方石岭战斗 9月14日，敌韩德勤52师掩护蒋鼎文第9师经崇贤逃往吉安，晚上蒋鼎文师逃到东固张家背，韩德勤师在方石岭下的白石村。红1方面军封锁方石岭隘口，切断两师的联系。15日晨，把韩德勤师截成数段，全歼该师，无一漏网。韩德勤化装成伙夫，骗取路费逃跑了。红3军则在张家背歼灭蒋鼎文1个炮兵团和1个辎重营。
　　红军在8月7日至9月15日的40天内，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17个团又2个营，俘敌1.8万余人，打死打伤敌人6千余人，缴获枪支1.5万余支、迫击炮55门、子弹250万发、无线电台6部、骡马500余匹。狠狠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加剧了反动阵营分化瓦解，使蒋介石集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无法组织新的“围剿”，扭转了长期以来反革命进攻革命的局面，为全国革命形势向高潮发展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苏区迅速扩大，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很快发展到21座县城、250万人口，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而保证了日第一次全苏大会的胜利召开，保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迎来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红军作战原则确立的标志。敌人“围剿”开始时，红军主力远在闽西北新区分散工作，朱德、毛泽东却不在福建就地布置战场，而是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绕道千里，冒七月酷暑，不惜千里长途跋涉，回到群众基础最好的兴国县来迎战。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兵力，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在敌人重兵包围中间穿插自如，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在苏区军民中深入人心。以“十六字诀”为中心的红军游击战术，也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以后即使毛泽东同志被“左”倾路线领导者排除在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红军仍能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去夺取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全力支援战争。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日食不饱，夜宿不宁，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病饿、落伍和开小差的损失比作战更大。敌陈诚师中的一个参谋说“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陈诚部系整编师，全师满员为15000人，在“围剿”中未与红军正式作战。该部如此，其他师更可想而知。许克祥师逃出苏区后，全师仅剩3000来名残兵。国民党右翼总指挥陈铭枢懊丧地承认，在“围剿”中“红军处处明亮，国军处处黑暗”。
　　第四，兴国是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
　　苏区兴国，是名闻遐迩的模范县。兴国的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获得了诸多殊荣。
　　（1）扩大红军的先驱。1972年邓颖超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大纲时，对馆长徐彬如说：“宣传扩红时，应着重宣传江西的兴国县，当年兴国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在中央苏区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当时仅23万人口的兴国县，有8万余人参军参战。据历史资料统计，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5万多人。长冈这个437户1600人的乡，当红军和调县以上工作的干部达320人，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1933年5月，兴国的地方武装“兴国模范师”5161人集体报名当红军，轰动了全苏区。中央政府嘉电称赞兴国是“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兴国一面奖旗“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这个全部由兴国青年组成的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这是红军中唯一的一支以地名命名的野战军。中央组建“少共国际师”和“中央警卫师”（原中国工人师）时，大批兴国的青年团员和工人踊跃加入。其中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就有1700多人。1933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次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中国外国，不如兴国”。月间，为了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人民猛烈扩红，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入伍的情况下，又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9月，再次动员1600余人当红军。这一年，兴国共有8400多人加入中央红军，占中央苏区为红军补充兵力8万人的1/10。因此，兴国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县”。
　　（2）支前参战的模范。在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兴国县有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参战组织。据日兴国县委工作报告称，全县直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地方武装就有41502人，分布在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人数有24379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3万红军在兴国县这个狭窄的区域内，与30万敌军巧妙周旋，靠的就是这支严密的支前参战组织和群众的全力配合和支援，为红军主力解决了一切后勤保障，才实现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区兴国县的每一个人民，都曾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3）慰劳红军的模范。苏区兴国人民不但在红军来到兴国时热情慰问，而且收集大量慰劳品，组织慰劳队，长途跋涉，送到前方去慰问。当年的《红色中华》报经常报道兴国县慰劳红军的情况，赞扬兴国是“慰劳红军的模范县”。据当时留下的记录，仅月，兴国县就先后有830多人去前线慰劳，送去布、麻草鞋8645双，果品4575担，菜3745担，其他用品1800多件。在物资匮乏的时期，这些物品对前线红军是莫大的援助。同时，慰劳队的热忱，“无异于给红军补充了大批弹药”，红军官兵“决心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4）推销公债的模范。为了筹措战费和建设根据地，1932年至1934年，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40万元，兴国一县就购买了47.36万元，几乎占发行总数的1/9，是购买公债最多的县。《红色中华》报称：“自告奋勇推销公债，兴国是全苏区的模范县”。
　　（5）捐献军粮的模范。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兴国人民贡献了大批军粮。月间，苏区中央局先后两次动员借谷84万担，兴国就完成7万余担。足够8万人的中央红军带往长征路上两个月的干粮。兴国县获得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的红匾：“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
　　（6）优待红属的模范。兴国县扩大红军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做好了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兴国全县区乡都设立了“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下设耕田队、优红谷仓、柴草屋、肥料所和检查队等组织。据1932年12月统计，全县有耕田大队233个，耕田小队1528个(每队10至15人)，仅2个月就为红军家属劳动30万个工作日。同时，党员礼拜六义务劳动都去优待红属。1934年4月，中央政府内务部长梁柏台检查了兴国县的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据他统计，当时兴国有68所贮积慰劳红属柴草的柴草屋；有17家优待红属商店，盈利全部用于解决红军家属困难；有69个优红谷仓，群众每人节约3升米放进仓里，接济粮食不足的红属。梁柏台检查优红谷仓时，仓内还有大米422担。梁柏台发出倡议：“各地的优红工作，应当来学习兴国的实际经验。”
　　（7）节省运动的模范。1932年10月至12月，兴国县儿童局号召儿童节省果子钱，捐给“红军哥哥”作战费。两个月内，全县儿童节省了269元。1934年春，中共中央局号召群众节省经费80万元，捐作战费。兴国妇女首先响应，到1934年“三八”妇女节，全县妇女已节省现金14520元，捐集谷子150担、布草鞋2663双、麻草鞋2556双。《红色中华》报称之为“兴国是模范县，兴国的妇女也是模范的女英雄。”据日《红色中华》公布，兴国是节省数目最多的一个县，一县就节省34万余元。
　　（8）合作社运动的模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红军官兵和群众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兴国县的党政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早在1931年就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办得红红火火。1933年8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沙洲坝召开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推广兴国创办消费合作社的经验时，兴国全县已有137个消费合作社，拥有16000多名社员；还办有粮食合作社130个，社员达44000人。兴国是当时中央苏区唯一实现了每乡一个消费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县。在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第一次粮食代表大会上，兴国的上社消费合作社被评为“苏区模范消费合作社”，并获得优胜奖旗。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各县国民经济部部长和消费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上，兴国县被评为合作社运动的模范县。
　　（9）生产运动的模范。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兴国县很重视生产运动。各地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大力开展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消灭荒田的工作。1933年春耕，兴国的荒田已消灭了99%，到1933年冬闲时，已经开始组织开荒了，仅回龙、塘石二乡就开荒1480担。1933年，全县大部分乡村都实现了粮食增产二成的目标。同时，生产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工厂，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全县仅熬盐厂就办起312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她们在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的情况下，打破传统习俗，提出“妇女学犁耙”的口号，成为生产中的能手。
　　生产运动的成功，保证了节省、借谷、推销公债工作的胜利完成。
　　（10）教育工作的模范。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县苏政府成立后，就逐步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学校和平民夜校。至1934年1月，全县有列宁小学452所，学生1280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60%。而在同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儿童入学率不足10%。兴国的群众教育，非常普及，据1934年1月统计，兴国不脱产的教育工作者有1万3千余人，形成自上而下的教育网络。全县有130个识字运动总会，560个分会，3287个识字小组，组员22519人。另有夜校学员15740人。全县80%的人是有文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赞说：“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授予兴国“教育工作的模范”称号。
　　第五，兴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和烈士县。
　　大家都知道兴国是“共和国将军县”，仅1955年至1964年10年间，在人民解放军中就有54位兴国县籍将军。其中有上将2名（肖华、陈奇涵），中将5名（朱明、康志强、谢有法、温玉成、邱会作），少将47名。过去解放军里曾有“小小兴国县，将军一大片”这样一个诙谐的说法。
　　兴国54名将军中，除5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外，还有30余名是长征中在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的干部。他们是担任师团以上干部的肖华、陈奇涵、温玉成、谢良、朱明、魏洪亮等人，红军指挥部里的参谋黄有凤、曾美、江学彬、邱会魁，秘书黄玉昆、吕黎平，报务员雷永通、龚兴贵，医务干部马泽迎、曾兴泮，保卫干部王屏、叶运高、陈美福、钟人仿、谢立全、李良汉；青年干部钟文法、钟生溢、刘耀宗；干部工作团康志强、陈远波；特殊连队党支书谢有波等。在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工作，极大地丰富了这些兴国干部的军事知识，强化了他们的指挥才能，为他们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积累了领导经验。同时，在指挥机关工作的干部，有机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贡献。长征中云集在中央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的大批兴国干部，为兴国成为将军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兴国人民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多达23179名，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名列第一。据不完全统计，长眠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官兵就有12038人，几乎每1公里长征路，就倒下了一位兴国籍烈士。特别是湘江之战，兴国模范师伤亡过半，其中第18团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47人。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师长钟元洪，被淹没在茫茫草地；模范师政委谢远崧，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役中阵亡；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梁焕财，牺牲在大渡河畔；原江西军区特务团团长邓岷山，牺牲在会理城下；原江西军区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牺牲在贵州水城县郊大水湾。真是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兴国县有许多烈士是参加战斗后没有音讯的，家里的亲人一直在等待他们。王孚善，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5年率一支游击队突围后，一直没有音讯。他在家里的房子是木头建的，房顶盖的是杉树皮。他出去革命后，房子没有人住，几十年乡亲们年年帮他修缮着，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担任苏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1935年率领部队突围后，一直没有他牺牲的消息。他的妻子池煜华，现已95岁高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兴国县茶园乡小山村的土屋内，一直苦苦地等待着他归来。兴国县有许多这样的妇女，她们半个多世纪等待着那些“沙场未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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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后的兴国籍苏维埃高干
时间： 16:22:02来源：经开区教体办作者：经开区教体办点击数：(0)
　　长征，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史诗，红军英雄们的长征业绩，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亿万人的心灵。也许人们知道被誉为“将军县”和“模范县”的兴国，在苏区时期先后向主力红军输送了５万多子弟兵（地方部队不在其列）；也许人们还知道兴国籍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牺牲了１万多人，每一公里就倒下一位兴国籍战士；而留在中央苏区的兴国籍苏维埃干部，在这个转折点上经受的严峻考验却鲜为人知。　　李才莲：少共书记系安危　　李才莲，１９１３年出生，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人，曾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下以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组成的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李才莲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　　李才莲肩负重任，紧张活动。他奔赴青塘向周爱民传达中央苏区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兴胜县委和独立营的通知，并和周爱民一起研究了工作计划。他多次去瑞西县指导游击区坚壁清野，组织地方武装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率领红军游击队骚扰敌军，袭击敌军碉堡。他亲临于都谭头，向对岸敌人喊话，进行“策反”宣传。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国民党军队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军独立二十四师团团包围在于都县禾丰和黎村一带。这时，项英和陈毅接到党中央从遵义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指示中央苏区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环境相结合”，遂分九路突围。陈潭秋一路杀奔闽西，龚楚率一个团冲向湘西，毛泽覃率一个连冲出重围也奔往闽西。其他六路则异常惨烈，许多重要领导人或英勇牺牲，或被俘遇害，或下落不明，其中有梁柏台、阮啸仙、刘伯坚等。　　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准备经会昌穿越敌人封锁线至汀瑞边，再转至闽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１日，李才莲与项英、陈毅握手分别。陈毅神情庄重地说：“才莲同志，你是中央分局最年轻有为的委员，我相信你能率领同志们一起胜利突围。如果有可能，你们再折回头，西进宁都以北地区，去领导和恢复那个区域的游击战争。”李才莲向陈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坚定地说：“陈军长，你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离开上堡，沿着通向会昌的大道疾进。接连几天，部队日夜兼程，翻山越岭。七八日之后，到达汀瑞边的白竹寨。由于闽赣边敌军重兵把守，封锁严密，无法和闽赣省军区取得联系，李才莲只好带领队伍折回瑞金西部山区，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中共瑞金县委钟德胜（后改名钟民）和钟天禧所率领的两支队伍汇合。整顿几天后，三支队伍一同开往位于瑞金西部、于都南部的铜钵山活动。　　同年５月的一天，因敌人“围剿”，李才莲率一部分战士钳制进攻之敌，掩护战友突围。当敌人快爬上山头时，李才莲手挥驳壳枪大喊：“同志们，坚决不投降，打啊！”战士们一跃而起，喊叫着冲向敌人。就在这时，警卫班副班长露出了贪生怕死的叛徒嘴脸，从背后瞄准李才莲，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年仅２２岁的李才莲，将鲜血全部洒在了铜钵山上。　　钟世斌：领袖面前立誓言　　钟世斌，１９０５年出生，兴国县高兴镇石子陂人，年幼丧母，跟父亲学做竹笠。父亲节衣缩食，送他读了四年半私塾。１９２８年参加革命，先后任乡农协主席，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赣省肃反委员会主任兼土地部长，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４年４月下旬，毛泽东策马来到会昌县文武坝视察中央苏区南线。钟世斌陪同毛泽东视察。毛泽东问他：“喝过几年墨水？”钟世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主席，我只读了四年半私塾。”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四年半，不错嘛。有人说山间出马列主义，我还要说，山间出省主席，出状元郎。了不得啊！”钟世斌谦虚地说：“主席过奖了，我岂能与毛主席相比！”　　视察结束后，毛泽东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诗中描绘的蓬蓬勃勃的动人景象，就是称赞钟世斌等粤赣省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创造的大好革命形势。　　长征前夕，毛泽东住在于都县北门何屋，得了病。钟世斌与毛泽东同住一个屋子。那时，医疗条件很差，钟世斌心急如焚，到处求医问药，主动协助卫生员钟福昌（即钟光，兴国人）熬药烧水，悉心照料，使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健康。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曾借用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告诫钟世斌要作好留守苏区严酷斗争环境的精神准备。钟世斌当即表示：“任凭东西南北风，世斌不做摆头翁。”并在毛泽东面前立下了铮铮誓言：“生是革命人，死做革命鬼”，决不因环境变化而失节。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钟世斌被留在苏区打游击。同年１２月，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小溪召开会议。根据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的指示，赣南省委、省苏合并，组成赣南团。吴兰甫任团长，钟世斌任副团长兼第二支队政委。会后，钟世斌率部赴信丰、南康、赣县边境开展游击斗争。１９３５年２月，第二支队陷入敌人重围，血战七天七夜，当部队转移到金鸡野猪窝时，遭敌人伏击，钟世斌不幸被俘。　　钟世斌被捕后，被押解到吉安监狱，与周爱民在牢房里相会，两人不胜惊喜。钟世斌对周爱民说：“老周，我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生是革命人，死做革命鬼，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斗到底。”钟世斌说到做到，虽多次身受酷刑，但宁死不屈，从不吐露真情，只承认自己是名普通战士。敌人抓不到证据，只好把他押送回兴国。途中他伺机潜逃成功，又只身踏上了去湖南寻找长征队伍的征途。不幸在泰和县严兴渡口与叛徒袁澄清相遇，被其出卖而再次被捕，落入残暴的地方还乡团手里，当即遭到杀害，时年３０岁。　　黄发桂：中央执委挑大梁　　黄发桂，１９１２年出生于兴国县一户贫苦的农家，１５岁当儿童团长，１６岁任兴国崇贤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１７岁任中共兴国县委妇委书记。有幸得到毛泽东、项英、陈毅、曾山、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的亲自培养。１９岁任江西省委巡视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副部长，１９３４年１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刚一结束，黄发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响应中央“好干部到边区去”的号召，主动报名去边区。虽然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一再挽留，但她执意要去。一天，在一位中央干部的结婚酒宴上，毛泽东走到黄发桂身边，摸着她的头说：“小黄，你身体较弱，边区生活很艰苦，工作条件很差，你还是不去好。”黄发桂当即站起来坚决地回答：“毛主席，请放心，我吃得消！”毛泽东由衷地称赞说：“兴国模范县出来的干部就是能吃苦。”　　黄发桂被分到了与会昌、于都、信丰交界的登贤县，这是一个与国民党白区犬牙交错的地区，工作之艰苦比想象的还要困难。黄发桂被任命为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妇女部部长。　　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组织５０多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黑云压城，来势凶猛。登贤县地处中央苏区南大门，战略地位很重要。在反“围剿”战斗中，黄发桂和县苏维埃其他领导人一起，竭尽全力组织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支援红军，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物给物。黄发桂累得筋疲力尽，不幸得了疟疾，高烧不退，只好被送到于都红军医院治疗。项英得知后，特地前往医院看望她，告诉她医院即将转移，并请了个老中医给她看病，还找了个信丰姑娘康秀英来照顾她。黄发桂人在医院里，心却牵挂着登贤县的工作，牵挂着红军的命运。病情刚刚好转后，她便不顾医生的劝阻回到登贤县。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队伍从于都出发，途经登贤县。大病初愈的黄发桂领着父老乡亲们，夹道送别红军。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把一个个煮熟了的鸡蛋塞到红军战士的手里；一双双年轻女人的手，把一双双布鞋塞到红军战士挎包里，千叮咛万嘱咐，难舍难分。当中央纵队通过时，黄发桂睁大了眼睛寻觅着，她终于看到了担架上的毛泽东，赶忙迎了上去。毛泽东也握紧了黄发桂的手。当黄发桂看到毛泽东病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她说：“小黄，别难过。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烈火一定会越烧越旺！只是我们走了，你们的担子更重了。你是中央执委，要团结同志们一起斗争啊……”　　红军长征后，黄发桂率队上山打游击，被敌人打散后，辗转寻找党组织未果，历尽了千辛万苦。今年９５岁的黄发桂，现住泰和县马家洲，过着俭朴的日子。她述说起自己的风雨人生，令人感动。　　杨道明：省苏主席撑危局　　杨道明，１９０９年４月生于兴国县永丰区荷岭乡一户穷苦农民家庭，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３年９月起，历任兴国县苏维埃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副部长等职。　　１９３４年８月初的一天，杨道明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他以为毛泽东找他了解内务部的工作情况。便放下手中的事，迅速来到中央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毛泽东和张闻天见他到来，便起身让座。他有点拘谨地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形势很严峻，到处都需要用人，中央决定你去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去接替邵式平同志的职务。”　　杨道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惊讶地问：“毛主席，你们没有搞错吧？”毛泽东认真地说：“这是经过我们认真研究的，一点也没错，就是让你去那里挑大梁。”杨道明这下慌了：自己虽说在短短几年中从区调到县，从县调到省，从省调到中央，但都是当配角，现在突然间要唱主角、挑大梁，他深感力不从心。他直言不讳地说：“两位主席，我很感谢中央政府和人民委员会对我的信任，可我文化低、资历浅、能力差，又没有工作经验，现在一下子要我去当省主席，我怕胜任不了啊！”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兴国人，兴国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是我们的模范县。兴国的同志表现不错，有不少人在红军队伍中，在中央机关，在各省苏维埃政府担任主要领导，你也就不必客气谦让了！”接着，毛泽东又鼓励他说：“你是个土生土长的实干家，在斗争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苏维埃干部，熟悉地方工作，熟悉群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只要忠诚革命事业，忠实地执行党的指示，又能密切联系群众，头顶着天，脚踏着地，什么事都能办好。你年纪轻，就去接受锻炼吧！”　　杨道明想了想，还是顾虑重重地说：“我真怕给党的工作、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请求中央慎重考虑，另挑人选为妥。”　　毛泽东呵呵笑道：“苏维埃的天下是谁的天下？是工农的天下，工农的天下工农坐，工农的政权工农掌。对你来说，应该是‘舍我其谁’！依我来看，是‘非汝莫属’！”　　张闻天也在一旁鼓励说：“天无绝人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要害怕，什么事都是学而知，做而能。你念过五年私塾，在工农干部中可是名副其实的秀才哩。再说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还有很多同志，你们大家团结起来，泰山也能移啊！”　　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一唱一和，一再鼓励。杨道明没有再推辞。　　杨道明回到房间打点行李，办好移交，准备出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谢得彪按中央安排，派遣了一个武装警卫排随同杨道明赴任。　　杨道明到达宁化后，面临危局困境。敌特常在夜间袭击省直机关，打黑枪冷枪，放火烧屋，扰乱人心。宁化城的老百姓跑了不少，市容萧条，物资贫乏。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敌人越来越疯狂地进行“清剿”时，中央苏区还在继续搞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那一套，不停地进行“肃反”，不少好领导好干部被错杀，连邵式平主席也遭到怀疑。　　杨道明走马上任后，为稳定干部队伍、稳定社会局面而呕心沥血。他派人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动员“反水”群众回乡生产；布置查田运动扫尾工作，扩大游击队、赤卫队，武装保卫秋收；夺取豪绅地主反革命手中的谷子，征购粮食支援前线；加强赤色戒严，打击敌特骚扰；派人设法从白区采购食盐等紧缺物资回来供应群众；召开优抚红军军烈属代表大会。他还冒着风险如实向中央报告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中央派出叶剑英、李克农来调查纠偏，错杀乱杀之风才得以制止。　　虽说斗争十分残酷，生活异常艰苦，但在省委和省苏政府领导下，闽赣苏区广大军民仍然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积极出击进犯革命根据地之敌，打击地方反动刀团匪，从边界侧翼攻击敌军后勤、骚扰敌军驻地。先后牵制了国民党军４个师的兵力，有力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转移行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杨道明奉命留在闽赣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由于省军区领导中有人叛变，杨道明在１９３５年５月的福建“紫山事件”中遭敌人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再后来，他流落佛门，剃头出家，隐姓埋名达半个多世纪，历尽了人间沧桑。１９８４年后恢复原名，向人民政府报告了真实历史。后担任永泰县政协常委，永泰县佛教协会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等。来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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