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叶剑英最小的老婆邓榕在北平是怎样解决摊贩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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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巧解摊贩阻塞交通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新北平首任市长叶剑英所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百业待兴、百乱待治的“烂摊子”。其中之一“乱”便是摊贩占道、拥堵交通问题。
摊贩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国民党统治下,北平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大量失业城市贫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街边摆个小摊,经营小本买卖,艰难度日。摊贩的畸形发展,反映的不是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而是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摊贩问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亟待整治。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摊贩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众多城市贫民和失业职工的生计问题。如有的摊贩抱怨说:“整理什么市容,我们肚子里还没有内容!”摊贩问题能否得到积极、稳妥的解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巩固。
叶剑英充分认识到摊贩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经过认真调研后,确定摊贩整治工作的方针为“把摊贩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既照顾其生活,又使他们不妨碍社会秩序”。为了争取摊贩对整治工作的谅解和支持,北平市委、市政府于日晚邀集各区摊贩代表115人举行座谈。摊贩代表知道座谈会的用意,气氛十分紧张。叶剑英发言说:“我们对摊贩还没有管过,我们还是学生,你们是先生,要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管理。集中大家的意见以后,我们去办理。这里,我先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过去国民党市长们,国民党的市党部和你们开过会没有,对你们用什么方法管理?”摊贩代表们见新任市长没有“官老爷”的架子,态度又十分诚恳,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着对国民党的不满。“那些大官我们连见都见不到,哪还同我们开会呀!”“警察宪兵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打我们!”
叶剑英认真地听着代表们的发言,很自然地切入正题,向代表们讲解了人民政府管理摊贩的方针和办法。他指出,摊贩作为一种营业方式,是正当的,摊贩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应当帮助他们从事生产,以求克服困难。他又向代表们讲解了整理办法:第一,把位置整理适当,需要迁移的就择地迁移,有的可以就地整顿;第二,要办登记手续,领牌照,照章纳税;第三,摊贩要组织起来。
叶剑英说:“有组织则秩序容易搞好,且可以避免坏人侵入,什么事情都可以有秩序地进行。”
座谈会后,彭真、叶剑英根据与摊贩代表商量的办法,于5月24日以市政府的名义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按照管理办法,凡正当营业者,一定受到政府保护,但必须领取营业执照,照章纳税;对摊贩的整顿,一是择地迁移,二是就地整顿。同日,市委、市政府组成由刘仁领导的整理摊贩指挥部,各区也相应组织了整理摊贩委员会,整顿摊贩工作随即全面展开。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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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叶剑英在北平是怎样解决摊贩问题的?
党的文献 【
核心提示:整顿摊贩问题,实质上是要解决好城市市容与摊贩生计问题的关系。叶剑英把全市分成12个区设点,并提出三条具体措施:第一,把位置整理适当,需要迁移的就选择地方迁移。要做到不妨碍交通,不招来火灾,不隐藏敌人。第二,要办手续,登记领牌照,纳点税。位置好的生意也就好,应多拿点税,位置差的可少出一点。第三,把摊贩们组织起来,有组织、有秩序地办理。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作者:张才良 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原题:《1949年叶剑英在北平是怎样解决摊贩问题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各项事业百端待举。时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担负着城市接管、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秩序等工作,许多难题需要解决,摊贩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叶剑英说:&要办的事很多,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去做,有步骤、分缓急地去做。&&比如摊贩问题,我们二月份、三月份因其他工作关系一直都没管,到第四个月才来管。&
据当时工商部门的统计,北平大约有摊贩4.5万到5万户左右,占全市总户数的10%至15%。其成分复杂、行业繁多,隐患不少。如,不少摊贩把摊子摆在闹市,占据人行道,甚至挤占机动车的路线,造成交通拥塞,秩序混乱,车祸时有发生。一些摊贩抢占原来商场、商店的生意,有些商家为占地方也在店门前摆摊,企图逃避纳税。为了整顿交通秩序,防止车祸、火灾,保障社会治安,对摊贩必须进行整顿治理,使之有利於服务人民生活和城市建设。
然而,如何解决摊贩问题呢?是像旧政府一样要麽一概取缔,要麽放任不管,还是积极加以疏导,使之变害为利?对此,叶剑英提出,管理和建设城市都必须依靠群众,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摊贩也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对他们应该采取照顾帮助与管理的办法,不同於国民党的只凭一纸命令,凭警察武力,横加取缔。&
日晚,叶剑英与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一起,主持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北平市摊贩代表座谈会。摊贩生活在社会底层,旧社会、反动政府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市长与摊贩一起座谈更是闻所未闻。这个座谈会一下子让摊贩们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新社会的新风尚。会上,叶剑英一开口便说: &同志们!今晚利用这个时间,不妨碍大家的生产,请大家到这里来谈一谈。&共产党的市长称呼摊贩为&同志们&,使他们深受震动,倍感亲切。叶剑英接着说: &摊贩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现在,你们生活很困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完全知道,我们应当帮助大家从事生产,以求逐步克服困难。&针对解放前国民党当局管理摊贩是用皮带鞭打的做法,他指出:&国民党把人民当作毛驴,对毛驴用打的办法来管,对人民也用打的办法来管。&共产党管理摊贩的态度是什麽呢?叶剑英强调,凡是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益的事情,共产党就要办,不懂就请教别人。&对於摊贩问题,过去我们没碰到过,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如何管理,如何管得好。&叶剑英讲话时态度诚恳,使本来带着抵触情绪而来,等着接受共产党严厉整治的摊贩们大感意外,深受感动。
接着,叶剑英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对摊贩进行管理的必要性。他说,摊贩作为一种营业方式是正当的,之所以要进行整顿,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摊贩没有办手续,没有登记,没有领牌照,没有纳一点税,尽点义务﹔第二,位置摆得不对头,不适当。他耐心地开导摊贩:&你们登记以后便发牌照,证明你们是正当的营业。&关於纳税问题,叶剑英说,城市解放后,城市人民为农民分一点负担、纳一点税,是应尽的义务,是光荣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会把摊贩搞得不能活。&在这番语重心长的劝慰之后,他强调指出:&总之,目前摊贩问题,政府是要管的,不管不行,从你们的利益来看,也要管。&
整顿摊贩问题,实质上是要解决好城市市容与摊贩生计问题的关系。叶剑英把全市分成12个区设点,并提出三条具体措施:第一,把位置整理适当,需要迁移的就选择地方迁移。要做到不妨碍交通,不招来火灾,不隐藏敌人。第二,要办手续,登记领牌照,纳点税。位置好的生意也就好,应多拿点税,位置差的可少出一点。第三,把摊贩们组织起来,有组织、有秩序地办理。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摊贩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具体政策落实起来就容易了。随后,北平市委、市政府组成整理摊贩指挥部,各区也相应组织了整理摊贩委员会,并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至此,整理摊贩工作进入有条不紊的具体实施阶段。首先,与摊贩协商合作。工作人员把摊贩按行业组成小组,指定积极分子为组长,上下结合,研究确定具体实施方案。摊贩们则组织起来,自动为整理工作做好各项准备。其次,有重点地整理、有分别地处理。对决定迁移的摊贩市场,先研究该市场的形成历史,哪种行业是市场主干,然后说服并组织这一行业迁移,其他摊贩就会跟着迁走。对隐藏在摊贩中的少数特务分子,根据法律另行处理,与整理摊贩工作严格区别开来。再次,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2000余名回民摊贩,通过回民工作委员会进行主动、具体的解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整顿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除少数安置於街巷内外,大部分摊贩分别迁进13个市场。随后,各市场相继建立了摊贩管理处,在比较重要的市场中还设立了摊贩市场派出所。市场一改昔日混乱的景象,摊铺井井有条,营业热闹有序,道路交通顺畅,为治安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月9日,叶剑英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上满意地说:&目前四万多户摊贩,均能各得其所,交通秩序也有了显着的进步。&
叶剑英成功解决北平摊贩问题的重要启示是:其一,正确认识,利於民生。摊贩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应采取照顾帮助的办法,使其克服生活困难,自食其力。摊贩是一个社会问题,虽然只涉及一部分人,但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稳定。对摊贩整顿治理的目的是既要使他们经营合法,又要使他们的营业有序。总之,要有利於服务人民生活和城市建设。其二,态度明确,讲究策略。小摊小贩数量大、流动性强、多设在闹市区,如不加以适当的管理,就会扰乱正常市场的运行,妨碍城市交通,影响市容市貌,成为社会治安的不利因素,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和治理,这一点要向摊贩讲清楚,但是要注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叶剑英正是以平等亲切的态度与摊贩代表们进行谈话的。在消除对立情绪、拉近心理距离后再阐明治理摊贩工作的必要性,效果很好。其三,真诚对待,善於沟通。解决摊贩问题,要主动与摊贩对话交流,做好思想解释工作。既阐明整顿治理摊贩对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又尊重摊贩的利益诉求,使他们提高觉悟,认识到既要考虑个人利益,也必须兼顾公众利益,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解决问题。其四,集思广益,逐步推进。在既要城市的&面子&,也要摊贩的&肚子&之间找平衡点,提出解决摊贩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行,在实践中具体研究和解决摊贩管理的有效办法。
在城市生活中,小商小贩的经营方式和活动存在随意性、临时性,往往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点。不断研究和解决好小商贩的生存空间与城市的发展空间、管理秩序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不断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叶剑英当年解决北平摊贩问题的经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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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才良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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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古都北平即将解放。毛泽东亲自挑选,任命叶剑英为新北平第一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是如何完成毛泽东交给的重任的呢?
一、和平接管,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叶剑英把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作为首要的任务,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叶剑英曾在一首诗中说:“革命根基在政权,政权争得只开端。”叶剑英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派军管代表和“联合办事处”的方式,实行和平接管。为什么要这样做?叶剑英说:“我们已经把北平原来的旧政权,改变为新的政权。这个变动,是经过和平的斗争方式实现的。旧的政权机构,是不是要变革呢?按照共产党人的见解,必须将旧的官僚机构,加以粉碎和革新。①中国共产党人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摧毁旧政权,废除旧的官僚机构,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旧政权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考虑到原政权中的多数人,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叶剑英主张,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在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把他们吸收到新政权中来。
日,经与傅方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共识,成立了北平联合办事处,中共参加办事处的代表是叶剑英、徐冰、陶铸、戎子和,傅作义方面的代表是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由叶剑英任联合办事处主任。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了新旧交替中的无政府状态,减少了破坏,这对于人民是有利的。”②叶剑英提出:“联合办事处”机构应该遵循三条原则:“第一,双方在共同工作中,如果出现原则问题的分歧,希望朋友们要从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来理解我们。这种立场就是: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第二,共产党人是履行诺言的,凡是我们通过了的决议,签过了字的文件,我们是坚决执行的。第三,我们愿意和真诚的朋友长期合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贵方的有识之士同我们合作。”③傅方有代表提出,联合办事处应当是一个政权机关,叶剑英旗帜鲜明地回答:联合办事处不是一个政权机关,而是一个工作机关。叶剑英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又充分考虑到对立的利益,从而取得了对方的理解与认可,使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北平的政权接管始终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对于旧政权,并不是立即全部废除,而是逐步用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第一步,对于武装、警察、监狱等暴力机构,立即予以摧毁,对其各级负责人予以撤换,一般职员经改造和训练后有选择地加以使用,除少数必要者回本机关外,大部分另行分配工作。第二步,废除国民党的政府机构,撤换其负责人,其他人员除少数坏人外全部保留,在军管代表的监督下继续工作。第三步,逐步接管各区政权,先后建立各区人民政府。第四步,废除旧保甲制度,在区政府下设街、闾、居民小组。由于采取了和平接管的方式,从而确保了新旧政权的和平过渡。
二、和平改造,确保经济稳定发展
叶剑英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接管北平的中心任务,因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旧北平,百业萧条,经济停滞,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恢复与发展经济,是定都北平重要的物质条件。1949年4月,叶剑英在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次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也就是把一个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④叶剑英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认真研究经济建设和生产问题,采取多项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首先是稳定金融。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稳定了金融,就为发展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日,叶剑英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其次,改进对公、私营企业的管理。对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叶剑英在和平接管的基础上,进行和平改造。叶剑英采取按照系统、自上而下、原封原样的接收办法进行接管。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叶剑英提出军管会不仅接收物资,还要接收文件、档案、图表。对于接收的一切物资统一管理,合理使用,禁止单位或个人私拿乱分。
当时,北平官僚资本企业已被没收、接管,变为公营企业。但大部分公营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领导机构官僚化,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对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克服部分领导者中存在的强迫命令、脱离工人群众等官僚主义倾向。同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贯彻群众路线,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半年的努力,公营企业的生产基本上恢复或者超过解放前的水准。
对私营企业,叶剑英采取了保护的方针。多数私营企业设备陈旧,资金不足,困难重重,奄奄一息。少数干部和职工,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对资本家提出加薪等过高的要求。叶剑英根据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着重进行劳资关系的调整,实行了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双方有了合同约束,劳资关系逐步走上正轨,生产逐步恢复。
第三,开展城乡贸易。城乡贸易是沟通工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商品生产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叶剑英认为:“如果工农业产品没有销路,工农业生产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只有正确地指导贸易,发展贸易,去扩张销路,才能发展工农业。”⑤为了解决“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问题,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地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市政府工商局举办了工业展览会,邀请华北各地和其他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加,举行各种座谈会,交流情况,了解对方的需求。叶剑英亲自到会指导。这次展览会开得很成功,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责编:王婧倩)叶剑英一生中的几次重要抉择
叶剑英与小时候的叶向真
  本文摘自《我的父辈》,张黎明主编,上海,2009.10
  我父亲叶剑英在很多人眼里,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经历也是吸引人的写作题材。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又在父亲的身边生活过四十多年,要写关于他的电影剧本,我比别人的条件应该更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期而至迈入老年的我,现在对父亲才真正更加理解,也更爱戴他――叶剑英之女叶向真
  品味他的人生路
  他一生变换过几次队伍,不变的是他一生对天地的承诺:做人民的好儿子!青年时,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后来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其他人通通不可以。当时,蒋介石委派父亲做他新编第二师师长,可见他对我父亲与众不同。
  可是父亲曾对我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革命的工人,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不能跟随这个背叛孙中山先生宗旨的司令官,他要反对蒋介石投身革命,为此他辗转反复整整想了三天三夜,在那个年代,父亲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生活也极其优越。当时行军时跟着一个班的人伺候他,除了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行军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等,真是八面威风。他的薪金是相当高,如果就这样做官做三四年,怎么说也可以赚到上百万美金。还没有计算他是当时南方沿海的盐税总管可以捞到的钱。即使那时抽身挂冠而去,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衣食无忧一世。
  但是,当看到蒋介石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大举屠杀共产党时,他明白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未来,人民翻身的希望要靠共产党。于是经过三天三夜慎思的结果是,奋起通电反蒋。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挺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冲他放弃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草鞋的这种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理解,他们会认为很傻。但是,父亲义无反顾地服从了自己内心,“做人民的好儿子,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一宗旨。正如他诗中所表达的“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一个伟岸又平凡的军人,要将自己的一生,最终集结在正确的旗帜下前进。而对于蒋介石个人,父亲倒时常讲述他训练学生有方。父亲说他提倡:平时当作战时看;战时当作平时看。所以他说蒋介石有作军事教育的可取之处。当时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尚且像星星之火一般,那支藏在深山里的队伍虽然象征一种希望,但是也代表缺衣少食的现状,更意味着生活上必将经受异常艰苦的磨难。他在井冈山生活的境遇与他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时真是天壤之别;在当年当师长时,行军中找不到水洗手就用白兰地来消毒;更无法想象当年做盐税监管大员的父亲,在井冈山根据地连吃的一点点盐都找不到。就像过去电影《党的女儿》中演的那样,山下的地下工作者交党费就是设法把盐弄到山上,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食物,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简直和嚼树根没什么区别。甚至几十年后他看见笋都怕,以至多少年都不吃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出所料,历史演变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民族、民生利益为旗帜的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横扫天下,全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8岁的我随他来到了北平,父亲荣任北平军管会主任暨北平第一任市长。
  1950年8月,六十年前的北平市,也是这样一个秋天,解放了的人灼,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大典。如同1925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之时,作为副教育长,安排好学校各系的课程及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他悄然离开踏上了“东征”的战场,去打背叛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军阀陈炯明。北平第一任军管会主任,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完成了首任接管北平的任务,筹备好国旗、国歌、场地、礼炮开国大典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交代给第二任市长聂荣臻,再次南下踏上征途,奉命担任南方局第一书记的任务。我也随父亲一同南下,一路随部队解放中南、华南的进程最后来到了广州。
  1950年广东解放后,父亲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长、广州市长等等。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我祖母的照片,父亲一拿到照片,就在下面题了几个字:“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看得出他对母亲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房里曾挂过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一个农村模样的母亲在给孩子喂奶口父亲说这很像他的母亲,六十多岁的人会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老母亲,并学习母亲的善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把祖母仁爱、惜老怜贫的故事讲给我听。从小我就觉得“阿婆”就是最高大、“最共产”的人,自己没吃的也要把仅有的一碗饭端给更贫寒的人。所以我爸爸想当然就该是共产党嘛!
  父亲是一个极其孝顺父母的人,进而扩展到孝顺自己的人民,人民的需要就是他的使命。他少年时就仰慕像文天祥、岳飞这样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英雄。父亲平生把“孝、悌、忠、信”融入了自己人生的行为中。
  慈爱是主旋律,还有弦外之音
  我父亲平时很慈祥,但是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没人敢顶撞。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父亲突然为小事会那么凶!长大了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了把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告诉我,让我们永远要记住。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来向他汇报工作也好,还是一般客人也好,临行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记得我十来岁时,一天有位客人来拜访他,那时我只顾着自己在沙发上蹦蹦跳跳的玩耍,完全没有察觉到客人要走。当父亲走出几步,见我毫无反应,转身朝我压着嗓门瞪着眼说了一声:“站起来!”真凶啊,我吓得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下了地,赶紧跟上去,我明白要我做什么:和父亲一起送客人出门。在一些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上,他从来都注重身体力行的家教,平时很少讲那些海阔天空的大道理,但是一件件这样的小事会让你一辈子不会忘!我想今天有人骂人:这个人没有“家教”,这是骂父母而不是骂孩子啊!说的是父母缺乏教养!
  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非常关怀,对哪怕是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而且散步时都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的,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困难没有。有一次,一位警卫要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不太好,立刻派秘书拿一百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才发四十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六十年代我结婚的时候,还记得来了很多客人,陈毅,罗瑞卿,等长辈,还有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这一天非常热闹,我也一天没停脚,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等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就沉下来了,“人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人家容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工作人员!”我只好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去挨家挨户送。
  父亲的教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都很怀念他这一点。
  读大学时,周末回家坐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大概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西山。常常早上从学校出门,到家吃一顿午饭就要往回赶。但多数碰巧能蹭上父亲的返程车,或搭乘到城里办事的顺风车。有一日盛夏酷热挤不上公共车,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我一进门就发牢骚,抱怨没车接我,我父亲一听就火了,指着我骂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这是工作用车!你们顺便搭个顺风车就很不错了!一般(,)可以坐公共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没想到我爸发这么大的火!从此我再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发牢骚了。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孩子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全家人没有不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我长大高中毕业了,到了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希望我像作文中写的那样个中国的“米丘林”学农业、园艺,为国家做实事。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觉得我这专业有点儿不务正业,给了我一个消极的抗议,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直到二十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我还第一次见一个人一口气能憋二十年不说的。这就是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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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中南海怀仁堂在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就在这后来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在两派尖锐的斗争中,由于过度的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但是这是一场捍卫“军队不能被冲垮”的斗争,也是“国家不能乱掉”的最后保障。自196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始终贯穿着以父亲为首和“四人帮”争夺军权的斗争,而父亲为了保障从中央军委到各军区的领导能够正常维持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利用他的职权和周总理及一些老同志,坚决抵制在军队内搞“四大”,不准群众冲击军队指挥部门。这些举动导致江青一伙最恨的就是父亲,而且想方设法要把他从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江青亲自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执行,突然把我们家六个子女和保姆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叶帅的材料,目的是将他打倒。我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了将近四年。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r司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父亲才又重新主持了军委工作。还是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主席说:“一个孩子关她作什么!”就这样我被放了出来。
  因为是在单人牢房关了四年,我放出来的时候,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而且怕听声音,感觉所有的声音都是刺激,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第一次看见我时他非常激动,他问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却木木愣愣傻呆呆地回答不清楚,在父亲眼里这个他从小带大的女儿,如今是不是变成残废了?怎么话都说不利落!
  看着老人饱经沧桑的面庞和期待的目光,我不能不说话了。
  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他的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不!是爸爸连累了你们。”戎马生涯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时间我也热泪滚滚。“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或许历史上的忠臣就是多受磨难吧。
  1976年年初,79岁高龄的父亲仍然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各方情报很自然都先后汇集到父亲这儿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
  父亲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三个人分别经过多次精心填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具体计划。定于10月6日,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汪东兴领导下的中央警卫局一一将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就这样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驱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重大转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开始了重整河山,复民兴国的各项经济工作。
  八十年代,父亲担任人大委员长,已是非常疲劳了。他的森氏症也明显加重,行动不便,我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十分心疼。我思想也斗争了很久,怕冒犯老人家,打击他的情绪,但终于我决定了要向我爸进言。有一天清晨,看着爸爸刷牙蹒跚的样子,我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把水深火热中三座大山下的中国人民救出来,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米了……这一段历史的丰功伟绩,永远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了。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老爸,你看秦皇、汉武、成吉思汗……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他认真听我说完了,没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他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后来他对我说小平不同意:老兄,你退了我怎么办?还是我们以后一齐退吧!我想父亲决心已定,还是一直坚持要请辞,最终如愿了。(凌孜)
(责任编辑:孔令孜 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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