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解密”侯宝林
《春妮的周末时光》
今日19时35分，BTV文艺频道《春妮的周末时光》将邀请到侯耀华、师胜杰、李国盛、王文林以及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侯宝林入室弟子黄铁良共同解密侯宝林大师的隐秘生活。
节目中邀请到的都是跟侯宝林大师有过“亲密接触”的相声前辈，大家的爆料一个比一个令人咋舌。自小经常到侯宅玩耍的王文林坦言侯宝林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不仅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极为讲究，就连吃饭也讲究颇多，尤其是喝汤，更是独特。“老爷子喝汤特别讲究，你甭管多高级的汤，山珍海味，老爷子只喝汤，汤里的东西，不吃。”坐在旁边的师胜杰也有同感，他回忆师父第一次带他去上海餐厅吃饭，只点了四个菜，对每一个菜的来龙去脉、做法吃法都了如指掌。
不仅在美食方面有研究，侯宝林还是个爱玩爱时尚的人。侯耀华透露，“我父亲是相声圈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他也是曲艺圈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人，秃头穿西装，也就老头儿干得出来。”他随手拿出手机，让大家看一张跟马三立、骆玉笙和李润杰的合影。照片中的侯宝林戴着变色蛤蟆镜，简直就是个时尚达人。
作为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侯宝林入室弟子，已经79岁的黄铁良聊起侯大师临终的日子，仍旧泪眼朦胧。“当时师父住院，只选了我一人在医院照顾，老爷子对徒弟那个心情，让你绝对是打心眼里想着。到吃饭的时候了，让我拿饭票买小灶，现炒的，哪个菜最贵吃哪个，师父已经一年零七个月不能咽东西了，不是他自个吃，是让我吃。我买了饭偷偷在门外面吃，不想让师父看到，可他却让我进来，说你吃得越多越好，我越高兴，你吃好了你能伺候我。”师父对徒弟的那种感情、那种牵挂，令大家终身难忘。
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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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黄铁良先生于日20点整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在津仙逝，享年79岁。
　　黄铁良原名黄德义。北京人。相声大师侯宝林之高足，1937年生于北京。自幼爱习书画，常常照猫画虎，尤酷爱相声喜歌唱，音乐老师说：“这是一块演员的好材料。”1998年，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于宝林相声倡议、组织下天津首开文革后相声大会之先河。1999年8月，正式定名“天津市众友相声团”，黄铁良、尹笑声成为该团攒底最佳搭档。主要作品有《地理图》、《报菜名》p《八扇屏》。
　　6月11日晚，相声名家黄铁良在去往演出路上突发心梗，不幸去世，享年79岁。随后，郭德纲、高峰、苗阜、王碧辉等发微博悼念。网友们也是表示了深深的哀悼，“天津茶馆相声代表人物，黄老爷子一路走好!”
　　黄铁良有“阳光男孩”的雅号，师从侯宝林，与尹笑声的合作深受观众欢迎。1998年，在天津相声名角于宝林的倡议下，黄铁良、尹笑声、佟守本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众友相声艺术团，多年坚持剧场演出，为相声在天津的再度繁荣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铁良仙逝后，德云社相声演员高峰在微博表示：“噩耗!心里特别难过!缅怀谦和的黄爷!您走好!”今晨，郭德纲也在微博发表悼念文，评价师伯黄铁良为“好人，老实人，好老实的人”。
　　嘻哈包袱铺相声演员黄吉发文表示，据师哥于会江透露，“他晚年在我们学校教课，培养了张猛、赵俊哲等一批优秀的演员。今年，正当他的弟子们为他筹备九月的八十大寿时，他却走了。他没有受罪，女儿从东北回来全家一起过了一个幸福的端午节，而他在大限到来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奔赴演出的路上，而这一次那件大褂却再也没有穿上，派出所通知家属赶到医院，老人的包里是演出的服装……他是把全部的生命交给了他钟爱的事业。”
　　有网友表示“好想哭，听相声这么多年对黄尹情有独钟，相声界又少了一位大师，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病痛”“老先生去世时，竟然是在赶赴演出的路上。上周六还去听了老先生的相声，“老婆子，老头子”还在耳边萦绕。看到今天新闻里说，先生被送到医院后，包里装的是演出服，不禁唏嘘难过。一路走好!”
　　“天津族”族妹整理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
　　黄铁良大师一路走好，相声不会忘记您。如有任何观点，请给我们留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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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历历：我所了解的侯宝林家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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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往事历历：我所了解的侯宝林家鲜为人知的事& && && && && && && && && && && && && && && && &&&作者：甄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我从小就是个相声迷，而且最喜欢听侯宝林（）与人合说的相声，像他与郭启儒合说的《关公战秦琼》、《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卖布头》、《北京话》、《买佛龛》；与刘宝瑞合说的《讲帝号》；与郭全宝合说的《戏剧与方言》、《猜谜语》、与于世猷合说的《向您道喜》；与李国盛合说的《醉酒》、《谈规律》等，都是百听不厌，每听每笑，开心之极。
　　文革初期大批封资修时，我就听说了不少有关侯宝林的传闻。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段子是：当造反派振臂高呼“打倒侯宝林”时，他老人家立即在台上向前来了个“卧倒”，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逗得全场轰堂大笑。押解他的人也忍不住笑，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趴下，并把麦克风伸到他的嘴边要他回答。侯宝林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自个儿想趴下的，是你们要我趴下的嘛”。那人分辨说“我们只是喊打倒你，并没要你趴下呀”，侯宝林还是趴在地上一脸严肃地说：“是呀，我如果不全身着地儿，怎么能叫打倒呢？”一席话又是逗得全场大笑。结果，批斗会变成了侯宝林的单口相声表演会，最后只能在笑声中不了了之。
　　再一件家喻户晓的事儿，是侯宝林的大弟子马季带头造他的反，不仅伤了他的心，而且也伤了广大“侯宝林迷”的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马季在百姓中的口风臭不可闻。有关这件事，我还与侯宝林当面对质过。1981年夏的一天傍晚，我专程到北京什刹海边儿上的侯家老宅去看望侯宝林，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中的那个院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五间房是侯家的，院儿里好像还住着其他的人家。侯家正屋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很多坛坛罐罐，都是些很值钱的古董，可见侯宝林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冲击，财产损失却不大，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宝贝留下来。那次去他家，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当面问了他有无徒弟斗师父一事。
　　记得，候宝林当时是拧着眉头，眯着小眼，很认真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的：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在老百姓的保护下，他们（指造反派）没落着什么便宜。侯宝林感慨地说，北京的老百姓好啊，我侯宝林这一辈子，净沾百姓的光了，甭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从来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说罢，他起身找出一个小布口袋，从里面捏出一小撮白沙，在写字台上给我表演起“沙书”来了。他一边写一边说：“旧社会那会儿，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属于下九流，是社会上最底下的那一层贱民，甭说社会地位，连做人的尊严都谈不上。为什么说相声的都爱拿自己家里的叔叔大伯七大姑八大姨糟蹋着玩儿呀，因为别人你敢说吗？提谁人家不跟你急呀？
　　我问他：您手里的白沙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侯宝林说：这玩意儿现在用不上了。可解放前却离不开它，天天都得拴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到哪儿。你就说天桥吧，那会儿干我们这行的管那叫跑码头，一到了那个地面上，先得拜码头认老大，也就是现在的地痞流氓，只有老大发了话，我们才能在那块地盘上站住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儿，就是给了我们这些靠卖艺糊口的人一条活路。否则，你还没说完一个段子，就有人来砸你的场子了。唉——他叹了口气，又说，那会儿混口饭吃不容易呀。说着，他又用手里的白沙在地上示范起来：我们在街头地边上要先用白沙画出一个圆圈，算是圈出一块我们的地盘，然后再用它把我们的名号写上，譬如我和郭启儒搭档最多，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都要写上。这样，人家来了只要低头一看，就会先知道这两个人是谁，然后才决定听不听你说的相声。
　　侯宝林用沙子手洒出来的字非常漂亮，有点像楷书，连笔峰都是纤毫毕现，真让人佩服。于是我才问他写不写毛笔字。侯宝林嘿嘿一笑，谦逊地说：“别看我的沙书写了那么多年，看上去有点儿型儿，毛笔字可比它差远了。不过，解放后，我没事时也练练毛笔字。说到这儿，他就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枝中号的狼毫毛笔，顺手从旁边拿出一张宣纸说，要不，我给你写几个字，喜欢你就拿走，不喜欢就把它团了扔字纸篓里。
　　听他主动这么一讲，我赶紧接过话茬儿说：“睢您说的，这可是我求不得的事。
　　侯宝林说，这个词儿可得你出，你说写什么，咱们就写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刚结婚不久，要不，您就给我们小两口写几个字？
　　侯宝林嘿嘿一笑，说，齐了。那咱们就写“美满姻缘”吧。说着，提笔就写了这四个字。然后，又在抬头上写下了“庆如指教”，在落款上写下了他的大名侯宝林三个繁体字。放下毛笔，他晃着脑袋左看右看地说，这几个字总算还能拿得出手。于是，又找出一方印章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个字儿写的不怎么样，家伙事儿可是样样齐全，随后就在上面押上了他的名章。接下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说到这儿得插上一句题外话。人与人交往确实是讲缘分的，这话我从小就信。因为，有的人天天在一起相处，彼此之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头一回见面，就像他乡遇故知，亲热的不得了，而且什么话都能讲。我与侯宝林一见如故的类似事儿，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涯中非常多。当然也有不投缘的，但极少。
　　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前。旧北京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天桥，一个是前门大栅栏；再一个是东单至东四牌楼那一段，还有就是鼓楼前（现在叫地安门大街）。民间艺人最活跃的地面就是天桥和鼓楼两地。早先，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着，但后来随着他的名气大起来之后，听他说相声的人一多，收入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后来，他不仅置下了家产，还娶了三房太太。而且，这三房太太都跟着他一起跨进了新社会。一直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那一年，情况才变。
　　侯宝林说，三个太太你只能留一个。你说怎么办？该留哪个，不留哪个？人家政府说啦，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可帮不上忙。是呀，这种事就连毛主席也帮不上忙呀。因为按《婚姻法》规定，毛主席也只能有一个夫人，我侯宝林的身边怎么能有三个老婆呢？哎哟，别提了，当时在留谁不留谁的问题上可把我给难住了。
　　说到这儿，侯宝林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别处，又说，这种事儿跟你小老弟讲，总还是有点难为情。不过，你已经结婚了，是过来人了，说说也无妨。接着，他就又往下讲道：后来，我给三个太太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先问她们，谁想留下。这一问不要紧，三个女人都哭哭啼啼地说死活也要跟我一起过。这哪儿行啊，我说，你们光哭不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可政府不答应。老大就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毛主席唱堂会，你去跟毛主席说说，让他发句话不就解了吗。我说，这种事儿能跟毛主席说吗？甭说他那么忙顾不上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是他想管能管得了吗？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就连他老人家都不能破这个例，我侯宝林怎么就能特殊呢？我这么一说，三个太太都不言语了。
　　后来，我一看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就表态说，老大老二你们就搬出去自己过吧，老三岁数小，生活能力差，而且跟我一样，也是个京剧票友，遇上个演出什么的，她还能凑个数，就让老三留在我身边吧。
　　我问侯宝林，那么，大太太和二太太分出去住哪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侯宝林说，我那会儿不是有些家产吗，给她们三个人分分，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些钱，过日子是不用愁的。房子呢，我也一人给她们找了一处。你说的不错，她们总得过日子，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呀。& && && && && && && && && && && && && && && && && & 二
侯宝林同我谈起他的三个太太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表情很复杂，虽然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的语气却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带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侯宝林说，当年我那三个太太都不错，尤其是大太太，那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呀，唉，说句心里话，她们三个我是一个都舍不得。在一块儿过惯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忽然就剩下两人了，你说别扭不别扭。那种冷清劲儿，我好长时间都不习惯。
　　我说，从那以后，你与大太太和二太太还有来往吗？
　　侯宝林把脖子一梗说，夫妻一场的，能断的那么干净吗？嘿嘿，不过即便是与她们来往，也不能像过去那会儿大摇大摆了，总得避个嫌吧。你们这个岁数的人不知道，旧社会那会儿，结婚并不像现在这样儿，必须到政府去登记。那会儿只要有个媒人撮合，再找个中间人证婚，然后置办上几桌酒席，这个婚就算是结了。至于你想娶几房太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没人限制。那会儿当官儿的有钱的，但凡是个大户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娶不上媳妇的那是穷人，因为穷人家的闺女，都上赶着往有权有势的人家嫁，宁肯给人家做小，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呀。所以啊，那会儿也就无所谓离婚不离婚的。当家的要是嫌弃他媳妇了，写上一纸休书，您就得老老实实卷铺盖回娘家。一般夫妻过不到一块儿了，也不叫离婚，而是叫散伙儿。你想啊，两人原来不是在一个锅里盛粥喝吗，一旦过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得各找各的饭折吗，因此两口子说散就散了。
　　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儿来，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不知为什么，那天听他谈起与三位太太分手的经历时，却从没有谈到他的孩子。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侯宝林一共有几个孩子。谢东的事儿是我后来听圈内人说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说是侯宝林当年与唱京韵大鼓的马增蕙经常在一起开会，而且一开会两人就往一块凑，因此便有些风言风雨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一来二去，侯宝林就与马增蕙开玩笑说，明明咱俩没这事儿，人家偏偏要把咱俩往一块捏股，你说咱冤不冤啊。马增蕙便随声附和说是够冤的。于是，侯宝林就来了个假戏真作，说，既然没这事儿咱也背着罪名，不如咱俩就真好一回，也算是对得起他们嘛……据说，两人就那么一回，马增蕙就怀上了谢东（唱《笑脸》出名的歌手）。这自然是后话，而且我也是在侯宝林去世后才听说，因此也无法与侯家核实，如果不是王朔因为谢东吸毒被拘之事而侯家兄弟又不闻不问因而站出来打抱不平，带出这件事儿的话，我也不会谈及此事。我觉得，王朔的话讲得也有点太楞了些。因为，这件事与耀华耀文两兄弟没什么关系。以我对侯宝林的了解，他是绝不会在生前把这种事讲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哥俩未必知情，又怎么可能站出来拉“兄弟”一把呢？
　　侯宝林生在天津，“四岁时由舅舅张全斌从天津送给北京的侯家，此后改姓侯”。他在北京曾经住过很多地方，像地安门内的织染局、龙头井胡同、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等，我只去过其中的两处，但后来把东四三条的房子辟为侯宝林故居，我觉得还是颇为牵强的。因为，他即使是在生病期间，大多数时间也是住在医院和木樨地24楼。因此，现在的所谓“侯宝林故居”徒有虚名。除非那个院子以前是他三位太太中某一位住过的，否则就更不靠谱了。
　　1983年12月，侯宝林一家住进了木樨地24楼，享受起“部长级待遇”，因为那座楼就被当地百姓们称为部长楼，楼中大多数住户也确实都是部级干部，但也有像侯宝林这样的文艺界名流，而且不是他一家，仅我去过的就还有京剧演员张君秋家。事实上，与部长们同住一楼的情况此前就已有先例。与24楼毗邻的22号部长楼盖起来时，丁玲、姚雪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等人都住了进去，可见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中国的政治待遇一向很高。
　　说起我与侯宝林是怎么相识的，依然离不开工作需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初由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大多是专家学者，像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等等（我手头有一份详细的名单，至今保存完好）。此外，还有一些与语言文字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侯宝林算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夏青也算一个。
　　会议是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与会者共有二十多人，应邀出席的记者很少，只有两三个。记得，我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侯宝林，然后就情不自禁地朝他走了过去。他见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看看他，又看看他身边空着的沙发，就善意地一笑，也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既滑稽又亲切的笑。我也一笑，然后问他，这个位子有人坐吗？他笑嘻嘻地说，你坐下不就有人了吗。一句话就把我给逗乐了。随后我就同他聊了起来，并与他交换了名片。他一看我是新华社中新部的记者，顿时高兴地说，这个会你可有得写呀，语言这东西学问大啦。你看，说着，他用嘴朝会场里一呶，今天来的可都是大家，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名角儿。不过，只有我是来凑数的。我说，您太客气了，您在我眼里可是顶呱呱的语言大师呢。听我这么一说，他咧嘴一乐，然后侧过身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不过，你别看我的名片上没写，可我还是北京大学正式聘请的客座教授呢。聊到这儿一看离开会还早，他又指着身子右边的一位男士主动向我介绍说：他你不一定认识，可他的大名你保证知道。
　　我说，他是谁呀？
　　侯宝林索性把身子向后一仰，让我与那个人面对面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著名的夏青先生，这位是新华社的小甄。夏青急忙伸出手说“你好”。我也说你好，心里却惊诧不已：文革中，每逢重大的政治新闻发布，包括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中央台的男女播音每次都是由夏青与葛兰搭档，全国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极少。让人意外的是，我仅看了他一眼就被他的长像吓了一跳：他不仅瘦小单薄，还长着一张不招人待见的瓦刀脸，看上去心里甭提多别扭了，怎么也不愿意把眼前的这个人与脑海中的那个声音雄浑、气势磅礴的夏青往一块儿靠。因为凭想象，他的声音绝对会给人一种巍巍泰山的高大感觉，做梦也想不到声音与一个人的长相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侯宝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集中谈了谈社会上“语言污染”现象泛滥的看法和建议。对此，我在当天发出的新闻通稿中只提了一段，可海外的一些报刊还是把侯宝林讲语言污染那一段单独摘出来见报，可见他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小。最让人难忘的是，侯宝林发言时的那副面部表情——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然而，他的表情越严肃，效果就越是适得其反，现场的与会人士无论男女，都在忍不住地低下头偷偷地笑，那种感觉和现场气氛好玩极了。
　　侯宝林家搬进部长楼不久，我就去他家探望。他的现任夫人，耀文的母亲在家，而且是见面熟，一听侯宝林说小甄来了，她就大大咧咧地对我说，小甄坐，然后叫家里的佣人赶紧去泡茶。她喜欢边走边说，人虽瘦小，声音却很宽厚，一听就是个有唱功底子的人。
　　耀文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烟不离口。甭管是哪回见面，她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而且只抽大中华。她说，别的牌子的烟她抽不惯，一抽就咳嗽。知道我也抽烟，每次我去时她都会拿大中华来招待我。她抽的烟从来不要过滤嘴儿，因为她说那种带咀儿的抽着没劲。再一个就是方便一支烟接另一支，长长的烟灰总是挂在她的嘴边儿上。那会儿的烟草也好，不用化肥，烧出的烟灰雪白，且不容易散掉。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她在吃饭时也烟不离嘴。侯宝林曾经留我在他们家吃过饭。我亲眼所见，夫人吃饭时也是烟不离嘴，吃一口饭，抽一口烟，真是不可思议。出于好奇，我在饭桌上忍不住问她，您什么时候才不抽烟呢？她哈哈一笑，像个豪放的女侠说：“除了睡觉，只要一睁开眼，我这烟就得点上”。
　　我说，那您一天要抽几包烟啊。
　　她说，没数，少说也得四五包吧。
　　我心中暗暗吃惊：这也就是侯宝林的太太，别人想都别想。虽然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包不带过滤嘴儿的大中华是六角钱一包，若是按五包算，她一天光是抽烟就得花掉三块钱，一个月30天下来那可就是90块钱呀，而那会儿人们的工资，普遍都不高，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像学徒工上班头一年，每个月只有十六块钱。相比之下，侯家在那时就是大款了！&&
& && && && && && && && && && && && && &&&三
& & 不知是因为什么，我在侯宝林家做客多次，却从来没有见过侯耀华，与侯耀文倒是碰上过几回。
　　记得，第一次申奥失败的第二天，我去木樨地24楼存放自行车，正好与侯耀文迎面遇上。他从老远就主动向我打招呼说；怎么着，到我们这儿串门来了？
　　我说，哪儿啊，我去坐地铁，暂时把自行车放你们这儿。你这是去哪儿啊？
　　耀文说，有点小事儿，临时出去一趟。
　　我说：昨晚上你们可惨了吧？
　　耀文说，可不是咋的，昨晚我就跟央视体育部的马国力说，你看看你干的这事儿，还特意让我们老侯家的哥俩儿当主持。这要申办成功了，倒也是件好事。可人家萨马兰奇嘴里蹦出的那两字儿是悉尼，不是北京。也不知是谁有那么大的把握，一准就认为是咱们的，结果样样儿都是按照申办成功准备的，足足把我们哥俩儿折腾了大半宿，闹来闹去，最后反倒把我们哥俩儿当猴耍了！耀文说罢，呵呵地冷笑起来。
　　我也笑着补充说：你说的没错，大伙儿也都这么认为，说是中央电视台把你们哥俩儿当猴耍了。
　　耀文见我也这么说，又为马国力辩解道，我们是哥们儿，这种事儿实际上也不怪他。从上到下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不照着做行吗？
　　我说，这倒也是。你没见今天上午各报一版上半版的文章吗，为什么登的全是邓小平谈香港的一篇旧文章。实际上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半块版其实也是给申奥成功预留出来的版面，有的连庆祝文章和社论都写好了，还排好了版，就等萨马兰奇的嘴里说出北京两字儿了，没想到结果是悉尼……那一刻，大伙儿都傻了。
　　那次见面之后，隔了一年，1992年冬天，天津大邱庄津美工业集团老总禹作胜委托我，邀请四十来位老艺术家去他们那儿整一台文艺晚会。我答应下来之后，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人给凑齐了，其中有很多五六十年代就红遍中国的歌唱家，如马玉涛、吕文科、李光羲、罗天禅、耿莲凤、刘秉义……新星一个没要，因为人家点着名要的就是这些老人老歌。做为一台晚会的拼盘，相声我只请了侯耀文一对搭子。当时我给他打电话时，他一听是我张罗的事，二话没说，立即应了下来，并问我，石富宽不在北京，把天津的刘亚津叫上跟他搭档行不行。我说，行啊，你是逗哏的，是主角，只要你能到，捧哏的叫谁都行。
　　行前，根据我的安排，其他演员们分乘三辆大客车前往大邱庄，侯耀文则由我坐的小车去呼家楼接他。不知道当时那儿是不是他的小家，反正是从那把他和刘亚津一块儿接走的。一路上，我和耀文一通神吹海侃，刘亚津因为刚出道不久，还是个生瓜蛋子，只有陪着笑脸听我们聊天的份儿，根本就轮不上他插嘴。那天，他们俩先表演了一段《侯式发声法》，因为观众拼命鼓掌，他俩只好又返场加了一段《口吐莲花》，如果不是节目安排得太满，侯耀文是根本就下不了台的。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就是说，去天津那一次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零距离接触。虽然在侯宝林病重期间我也去木樨地24楼的侯家探视过，那天耀文和耀华都不在家，只有夫人和女儿侯月在。
　　那天见到的侯宝林已经大不如前，整张脸都瘦了一圈。他躺在一张躺椅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脸色十分苍白，说话也有气无力。当时给我的感觉就不好。侯宝林一见我来了，就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也顾不上礼数了，你可别介意啊。我上前拉住他的手安慰说，看您的气色还不错，而且我听说手术也挺成功的，别着急，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侯宝林摆摆手说：你们大伙儿越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越有数——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说，我这辈子，欠的人情儿太多了，尤其是对不起观众，他们给了我那么多荣誉和掌声，我却没给他们做多少事儿，我这心里不安啊……我去看他的那天也是个晚上，看他身体那么虚弱，我没敢久留，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告辞了。
　　在返家途中，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想着这些年与侯宝林交往的桩桩往事。有些事儿一想起来就让人心头发痒。譬如有一年，侯宝林与侯耀文应邀赴美演出。行前，他们先在回龙观饭店集训并排练几个出国演出的段子。接到侯家打来的电话，我立即赶往回龙观饭店去看他们。侯宝林对我说，去给美国人说相声，这在他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因此心里没底儿。“也不知道人家听得懂听不懂，而且，是不是真的欢迎我们”。他希望我在他们赴美之前，先给那边发一条新消息，算是跟那边儿打个招呼。我说，没问题（后来，我为侯氏父子赴美演出，专门发了一条消息，美国的中文《世界日报》立即刊登出来，侯氏父子一到美国，就见到了那天的报纸）。
　　在回龙观的那天中午，侯宝林父子留我在饭店吃饭，我也没有拒绝。那会儿还不时兴单间。所有人都在大餐厅里就餐。上米饭也不是用小碗，而是由服务员端着一只大饭锅，挨桌问谁吃米饭。等轮到我们这桌时，服务员抱歉地来了句，对不起，这锅饭已经盛完了，你们等下一锅吧。侯宝林说，有几个米粒就成，你把锅拿过来让我瞅瞅。当他接过米饭锅一看，里面确实看不见什么米粒儿了，就把眉头拧到一块儿，眨着小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用筷子敲着锅沿儿说：“你瞧咱们这个寸劲儿，正好赶锅底儿上了！”说完，眉头一松，扑哧一乐，把周边的人全都逗乐了。
　　转过年来，也就过了两个多月，就传来了侯宝林逝世的噩耗。日14时42分，侯宝林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4岁。官方媒体在对他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侯宝林临终前口述的“最后的话”，他说：
　　“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这番话与我所了解的侯宝林是相吻合的。他的一生横跨新旧两个社会，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在我的心中，他却永远活着，因为他留给人间的那批宝贵的相声财富，会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远地传播……生活需要笑声，人们离不开他！
　　侯家在木樨地24楼为侯宝林设了灵堂。2月5日上午，我买了一束鲜花赶去吊唁。只有侯月一人守候在灵堂，其他人都不在。我为侯宝林祈祷后，刚刚走出他们家的单元门，正好与吴祖光迎面遇上。他冲我招招手说“来啦”，我点点头说，是啊，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不送他一程，这心里不安啊。吴祖光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来给他送行的……我和吴祖光一进一出，没想到，那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最后我想说的遗憾是，侯耀文突然病逝，我却无法为他送行。日下午，我正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一位同行的女士接到北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向她通报了侯耀文在家中猝死的消息。那位女士刚听完对方的第一句话就冲着我们大叫道：侯耀文死了！我的心格登一下，仿佛突然从空中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大声对她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侯耀文今年才59岁，怎么会死呢？很多人也对那位女士说，你是不是听错了？于是，那名女士就对着手机大声说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侯耀文不可能死的。接下来，只过了一小会儿，该女士一脸严肃地对大伙说：是真的，侯耀文的的确确死了，是心脏病猝死，就死在家中！
　　那一刻，现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世界仿佛也被这个冰冷的噩耗冻住了，唯有侯耀文带给人们的笑声在心头徘徊着，久久不肯离去……（全文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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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北京木樨地24楼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家中，我与病中的侯老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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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侯宝林在家中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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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文说，可不是咋的”～～这是他的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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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的大弟子是马季？马增蕙是唱京韵大鼓的？1992年刘亚津刚出道，是生瓜蛋子。
这位记者也不怎么敬业，落实了再写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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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王波海 于
19:00 编辑
侯宝林的大弟子是马季？马增蕙是唱京韵大鼓的？1992年刘亚津刚出道，是生瓜蛋子。
这位记者也不怎么敬业， ...
可不嘛，三个老婆的事也没落实，姓字名谁？谁生的谁？要说就说清楚了，要不说就别提这碴，别一只靴子天一只靴子地的，叫人抓心挠肝，我这慢性子就看不得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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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就这文笔，怎么混进新华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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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最年轻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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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家里越来越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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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山不也是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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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就这文笔，怎么混进新华社的？！
文笔是差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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