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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 dwrMethod:'queryLikePosts',fpost:'47695a_a7a8724',userId:,blogListLength:4};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山西兴县蔡家崖的牛家大院，在1940年到1949年之间，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如今这里是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承担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功能。但是，当一个个参观者来到这里接受教育的时候，却很难想象这个大院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父亲被儿子牵着“牛鼻子”挨斗的惨案。这位儿子，就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牛荫冠；这位父亲，则是牛家大院的主人、曾对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牛友兰。 　　一、名校出身的牛氏父子 　　牛友兰，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牛友兰的父辈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辛亥革命以后，兴县因远离政治中心，牛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到了抗日战争前夕，牛家仍然拥有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千多垧土地。此外，他们还在县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 　　牛友兰在家排行第五，从小备受宠爱。190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回家，随后便结婚生子。牛荫冠是其长子。 　　牛友兰从北京返回家乡的时候，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际。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投身于教育事业，与老同学刘少白一道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为了破除迷信，他曾经捣毁庙里神像。不久他的父母因病去世，因此讲迷信的人说这是神灵的惩罚。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开明绅士。 　　牛荫冠长大后，先在父亲创办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太原最好的学校——进山中学，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能够考入清华大学、特别是考入清华工学院者，在全国的青年才俊中可谓凤毛麟角。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山西籍学生只有4人，而牛荫冠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牛荫冠能够安心读书的话，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电机专家。 　　二、投身于革命的牛荫冠 　　入学以后，牛荫冠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感到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决定转到经济系就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是这样讲的：“我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思考起来，差不多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彻底认识到了改造社会乃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于是我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置个人成名于不顾，毅然弃工从文，转到了经济系学习。”（《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1935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社联”不易开展工作，决定集体转入由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秋，牛荫冠又参加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组织的赴山东赈灾活动。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于是，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又改组为北平学联，牛荫冠也投入“一二·九”运动。在这场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牛荫冠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他接替蒋南翔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6年暑假期间，山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搞得轰轰烈烈。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愿意用本地人的心理，派遣薄一波返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商保晋大业”。年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想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当时牛荫冠还没有毕业，安子文问他：“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牛荫冠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牛荫冠回到山西后，为了避嫌，他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先到太原绥靖公署找到清华同学牛佩琮，再通过对方介绍来到牺盟总会，负责太原市牺盟会的筹备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少奇到太原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希望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以便扩大影响。对于这件事情，牛荫冠在1985年回忆说，当时他在刘少奇的原稿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后，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见到刘少奇以后，刘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口气不对，便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便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297页）后来晋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卢沟桥事变后，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掌握枪杆子方面。于是，他建议阎锡山组建决死队、工卫队、政卫队等武装（统称“新军”），以弥补正规军队（晋绥军）之不足。与此同时，在薄一波的推荐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牛荫冠负责牺盟会日常工作。1937年9月底，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牛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当选为牺盟会七常委之一。这七人除了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以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牛荫冠成为牺盟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发展很快。据统计，到1939年5月，其成员达到89万人。在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还发给牺盟会5000支步枪，200支冲锋枪，牛荫冠把这些枪支分发给各县牺盟会，让他们马上成立地方武装。 　　1939年下半年，山西新军和晋绥军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12月初，发生“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 　　三、牛友兰毁家纾难 　　日“晋西事变”前夕，牛荫冠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老家，准备随时离开阎锡山阵营。不久，阎锡山派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的名义去河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牛荫冠认为这是阎锡山的借刀杀人之计，于是他在离开驻地之后，便向延安方向奔去。到达陕北绥德之后，他又在王震、滕代远的安排下转赴晋西北，回到老家兴县。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担任了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兼党组书记。 　　就在牛荫冠返回家乡之前，牺盟会在兴县已经非常活跃。他的父亲牛友兰为了支持县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每月赠送100元大洋为其活动经费。贺龙率120师到达晋西北以后，牛友兰听说八路军没有棉衣，还急需一批资金和粮食，便带头捐献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这些大洋成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主要基金（银行基金为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牛荫冠回到家乡以后，由于军政人员骤然增多，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于是，牛友兰又在1940年3月主动拿出3万元（法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牛友兰先生传略”中还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边区政府“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牛友兰先生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能为政府排忧解难，再大困难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的‘四大动员’中，牛友兰先生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如此数额的个人捐献，不仅在当地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似乎也不多见。 　　…… 　　四、土改运动再掀高潮 　　晋绥地区的土改从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时就开始了。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延太久，否则就会对耕作和收获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晋西北地区本来就是高寒地区，无霜期很短，土地又非常贫瘠，再加上包括政府机关、军队及其家属在内的非生产人员基数太大，对当地的粮食供应形成很大压力，这就更要求不能因为土改而影响正常的耕作。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当地的土改运动在持续了一年多以后，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在此期间，刘少奇率新成立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来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以后，对晋绥地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基本上否定了这里的土改工作。 　　刘少奇在写给贺龙、李井泉和张稼夫的信中说：“我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此外，他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为此，他提出“准备由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晋绥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从党政军民各机构中抽调最可靠的干部组织工作团，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这样一来，晋绥地区前一阶段的土改工作就只好推倒重来。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指示，大家只能是等待观望。到了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以后，晋绥边区才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是农会临时委员会根据会议精神，在《晋绥日报》上发表了《告农民书》。该文件号召全体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团结起来，为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要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于是，当地的土改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 　　为了展现当时的语境、气氛和相关情况，不妨将《告农民书》开始部分照录如下： 　　农民兄弟姐妹们！ 　　咱们农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共产党在去年发了个“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们农民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现在，共产党又发出号召，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咱们全边区农民坚决拥护。本会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和边区农民的要求，提出以下的主张，希望我全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为彻底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 　　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是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但只能抽出长余的土地，不能动他别的财物。在政治上，允许他参加农会，同样享受农会会员的权利。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他们互相间的借、请短工等，不能算是封建剥削。如果他们当中有借贷纠纷，可以在农民一家人会议上调解解决。 　　五、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和地主阶级作斗争。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但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六、为了便于大家诉苦清算统一分配，我们主张以行政村为单位，甚至好些村庄联合，全区全县联合，进行联合斗争。少数人为了私分斗争果实，包办斗争，不让大多数人参加，应当反对。为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斗争果实，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联合斗争的姓族观念，也应当反对。 　　七、怎样斗争？我们主张：要查阶级，评成份，吐苦水，挖穷根，彻底宣布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便提高全体农民的阶级觉悟，以便彻底把地主阶级打垮。 　　八、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以后，各地农民应当继续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的活动。严防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使用美人计和别的方法破坏、捣乱。我们主张，农民、退伍军人、公家人，暂时不要和地主女人结婚。已经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结了婚的，也应当对群众表明态度。如果妨碍彻底平分土地，大家应当督促他宣布离婚。如果他不听，由群众处罚。 　　九、不管什么人，应当严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隐藏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农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隐藏地主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如果他自己觉得这是罪恶，自动向群众报告，拿了出来，应当受到鼓励；如果他不自觉，就由群众劝说，教育说服，启发他觉悟，退了出来，将功折罪；如果他顽固不听劝说，由群众处理。外村地主隐藏财物在本村查出后，一律交回外村处理。 　　十、在还没有斗争以前，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敌伪爪牙等，在准备逃跑或分散隐藏财产，当地农民群众可以把他先扣押起来，必要时并封存他的财产。（以下从略） 　　《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其中提到“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因此“共产党号召咱们，要彻底发扬民主，审查干部，无论党、政、军、民，以及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的商店，和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咱们全体农民都有权监督和改造。”《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五、蔡家崖“斗牛大会” 　　就在《晋绥日报》发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第二天，即日，该报第一版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李井泉于9月18日在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据报道，李是列席旁听这个大会的，当农民们鼓掌邀请他讲话时，他很兴奋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大会开得很好，你们这里开，别的村子也要开。全边区都要开，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是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决定，大家来办。” 　　紧接着，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地准备，因为牛荫冠1942年问他拿出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 　　李井泉告诉大家：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还说，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同一天，《晋绥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通讯，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会场上布置有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展览品，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一条标语上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极引人注目。”据说参加大会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属的17个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 　　为了突出重点，该报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报道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随后，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关于“斗牛大会”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找到详细报道和现场记录，但是官方、学界和民间，却一直有许多版本在流传。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贺巨明说：“1947年秋，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晋绥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左’的倾向，导致了牛友兰等一批曾与我党真诚合作、作出不少贡献、并一直拥护党的事业的开明士绅无辜被斗。蔡家崖村当年参加过‘斗牛大会’的白栋则老人回忆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也没离开会场。很快会场发生混乱，斗争会也就散了。会后，牛友兰被关在禁闭窑里，没多天就听说死了。”（《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48页） 　　历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徐中舒先生时，也顺便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58页）这大约代表了学界的意见。 　　看来，牛友兰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妇女的发簪插了一下，还了真的用铁丝穿透了？是以上两种说法的分歧所在。为此，《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先生在《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刊于《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中写道：“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紧接着鲁顺民又引用了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该文说：“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抱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他认为“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 　　但是，鲁顺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模糊不清的记忆。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他采访了著名的老作家胡正。胡正当时是《晋绥日报》的编辑兼记者，上世纪50年代，因创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文坛引起轰动。对于这件事情，老人家记忆清晰，印象深刻。因此鲁顺民在文章中写道：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引者按：应为18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引者按：棱角尖锐的炉渣）。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地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胡正还披露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他说：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词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据有关文章说，当时牛友兰不仅戴着脚链、手铐，还有人“用成捆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47页）。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兰在监禁中绝食而死，尸体不知所终。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牛友兰死后，牛荫冠也离开工作岗位，被派到党校“学习”。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老人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48页） 　　六、“斗牛大会”之后 　　“斗牛大会”前后，牛荫冠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到党校学习。在龚子荣和郑天翔的回忆文章里，谈及了牛荫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状况和表现。 　　龚子荣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说：“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他还说，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第172—174页）。 　　曾在绥蒙工作的郑天翔说，当时他也来到晋绥分局党校，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一开始他因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听，后来才知道，为了“消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荫冠同志不仅无条件拥护并且长期为之奋斗。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晋西北根据地初创时，牛荫冠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刚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晋西北人民是看得见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亲牛友兰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毫不手软的”（《牛荫冠纪念集》，第176—178页）。 　　牛友兰死后长期未能平反，直到1989年7月，中共山西兴县县委才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随后，牛氏后人才几经周折，于2000年找到牛友兰夫妇的遗体，并将其重新埋葬。这时，距蔡家崖“斗牛大会”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文/智效民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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